临终病人“尊严死”有何不可？ - 中国老龄网

一个病人即将离世时，很可能已经神志不清，失去了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底是尽全力抢救延长其生命，还是以减轻病人痛苦为主，让其自然死亡？

在医疗技术落后的过去，抢救手段有限，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著名的弗莱明案的案卷中有段话可以作为注解：医学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了维持生命的模糊区域，当死亡开始时，生命却在以某种形式延续。

但穷尽各种医疗技术而延续的所谓“生命”却痛苦不堪，一位美国医生对此有形象的描述：这些病人常常要进行痛苦的心肺复苏术和开刀手术，浑身插满管子，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即使是恐怖分子，我们都不忍心如此对待。

即使全力抢救，不少临终病人也只能延长几个月的寿命。因此很多病人情愿放弃全力抢救，“按照自然规律有尊严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临终病人的另一个选择 —— “缓和治疗”出现了。“缓和治疗”和全力抢救有本质的不同，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是为了缓解病人的疼痛及有关症状，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辅导，提高病人最后时刻的生活质量。

因为有了全力抢救和缓和治疗两种不同的离世方式，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自然死亡法案”，保障病人订立“生前预嘱”的权利，让病人可以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选择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

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生前就曾预设了病危医疗指示，一旦医生诊断他须依赖插喉管进食、康复无望和无法走路，就拔掉维生喉管，让他快点死去。

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自主是其生命伦理学的第一原则，在医疗实践中受到广泛推崇。但在中国选择自然死亡仍有伦理争议。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建议，我国应制定“自然死亡法案”，将“生前预嘱”纳入医改议事日程。但有卫生部官员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操作不当，“自然死亡”会变成“安乐死”，会引发很多伦理问题。

安乐死是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的行为。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大多数已经不具备自杀的能力，需要其他人提供条件或者直接促进其死亡。

但“自然死亡”几乎不可能变成“安乐死”，这是因为“生前预嘱”必须是订立者本人在意识清醒状态下自愿做出的，也仅仅选择需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医生只负责治疗。病人还可以随时更改自己的选择，即使病人要求医生也无权用药物结束病人的生命。实际上，“自然死亡法案”在有的国家实行已有20多年，并没有出现“自然死”变“安乐死”的危机。

孝道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地位崇高，而孝道要求中国的子女在老人病重的时候应该在老人身边精心照料，并设法延长老人的寿命，这就使得即使临终者有意愿，子女也不敢轻易答应，只要经济能够支撑，还是会选择尽力治疗。

有学者还指出，当前，医院的主导思想仍认为医生行善高于尊重患者的意愿，不愿意听任患者死亡。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医院中的医疗决策过程并不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事情，而是牵涉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自己的意见会得到考虑，但最终的决策仍由整个家庭共同作出，当事关“生命延续”这样重大的问题时，患者本人的意愿往往就难以实现。

伦理观念的影响虽然深远，但不意味着不可改变。随着时代的进步，临终者“尊严死”的权利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病人家属也认识到“生前预嘱”并不与“孝顺父母”或“家庭观念”相违背。目前，即使在孝文化和家庭观念也较强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和香港，生前预嘱和缓和治疗已经非常普及，日本99%的人都会通过“缓和医疗”步入死亡。

随着国人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有尊严的死去”的权利意识也开始萌发。“选择与尊严”是一家致力于推进“生前预嘱”和“缓和治疗”的中国网站。据网站的创始人罗点点介绍，2011年，在网站上注册填写生前预嘱的人仅有198例，到了2015年，填写人数已经增加到近2万例，并且已经有人用生前预嘱和医生和家人沟通，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平静离世。

2014年，《中国医学伦理学》发表了一项关于恶性肿瘤患者家属对“自然死亡”认识的分析报告，报告选取了广东三个地区的5医院（其中一所有李嘉诚基金会设立的宁养院，可进行缓和治疗）。报告显示，进入宁养院的肿瘤患者家属对缓和治疗充分肯定。在没有进入宁养院的被调查者中，没有听说缓和治疗以及听说过但不了解的比例高达97%，而其中近60%被调查的患者家属认为对于末期患者应该对症治疗，减轻疼痛，仅有28.3%的家属选择了“采取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治疗”。

这个数据表明，尽管孝道要求子女选择“尽力治疗”病人，但只要不把“是否应尽量延长病人生命”这一点凸显，绝大多人也是认为“减轻疼痛”是可以算作尽力治疗的。如果缓和治疗的机构更充足，宣传更得力，选择这一疗法的患者和家属很可能会大幅增加。

但现实却是，我国大部分宁养院是民营机构，在大多数地区缓和医疗也未纳入医保范围。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就认为，目前大陆地区的缓和医疗几乎还是空白，医学院还没设立独立学科，医院还没有缓和医疗病房，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对于获得支持，他也感到悲观，“现在医改有很多问题，对卫计委来说，缓和医疗估计不是最重要的。”

欧美国家之所以重视“生前预嘱”和“缓和治疗”，除了尊重人的权利、意识到临终患者的痛苦外，还有节约医疗资源的考虑。这是因为，在临终者不明确意愿的情况下，医院更倾向于全力抢救，因为临终者的治疗开支由公共医保支出，医院有利可图。但这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据统计，美国医疗全部支出的30%消耗在老人临终的最后六个月内。

在中国，情况似乎更为严重，据罗点点团队的估算，中国每年近 80％的医疗支出是用于临终维持的。而据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心内科教授霍勇的估计，医院内1/3的危重症病人，对其进行抢救是无谓的。这些人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同时还要遭受各种手术带来的痛苦，如果他们愿意选择缓和治疗，将极大的节约医疗资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缓和医疗更应该被重视。根据中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就已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会有很多老人离世，如果那时公众还对缓和医疗还没有足够了解，缓和医疗的机构依旧匮乏，恐怕规模多大的医疗投入，都无法满足“延续生命”这样奢侈却又痛苦的需求。

结语有的病人愿意忍受痛苦、周身插满仪器等待奇迹；有的病人不愿承受苦楚，希望平静迅速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