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们一直在疏忽父母和长辈生命 - 中国老龄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对家庭和文学的投入和狂热，让我不去顺理思忖“乡下的日子”和“城里的生活”那问题，也不去辨析自己成家立业后，过的是“日子”还是“生活”那问题。所以，四叔写信让我完婚后“一定把日子过好”的话，我并没有深究和思虑，只把它当成了长辈的一般交代和嘱托，也没去想四叔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过好日子”的话，更没有去想，那些年四叔的生活是“生活”还是“日子”的区分和混淆。

　　直到有一天，我出差拐回老家里，四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知道四叔退休了，知道四叔已经五十八岁了。他退休回来由女儿素苹接了班，而他自己完全从新乡回到老家赋闲在那一隅村落和院里。

　　那时候，四叔的五十八周岁退休在家像一湾河水突然地掉头逆流一样，让我觉得唐突到无法相信和接受。我不敢相信，原来在工厂行走生动、时常加班的四叔已经将近六十岁。不敢相信，原来满头乌发的四叔竟是满头白发了；原来说话声音洪亮、满面红光的四叔，这时说话有些气喘了，脸色也有些萎黄了。

　　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作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哪怕自己已经是壮年，而父母长辈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里。因为这种疼爱河流一样渊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

　　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当作烦琐和厌恶，想把长辈的疼爱扔掉就像扔掉长在我们背上的瘤。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而我们，也已经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壮年。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到了这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原是父母的儿女了，是长辈的晚辈了。

　　父母和长辈，在此之前，他们为我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可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们呢。现在，他们年迈了，不能下田耕作了，不能到车间工作了。而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时，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时，我们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不光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力和钻营，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凿凿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我想到了我结婚时，四叔一再强调要我把日子过好的话。想到了四叔这一生，在日子和生活中摇摆、苦闷，甚或是挣扎的尴尬和劳累。想到他终于退休了，可以在人生中好好喘口气，就像河流上总是漂来荡去的船，终于可以靠在岸上躲风避雨地平静了，可以从那船上走下来，抽支烟或者不慌不忙地喝口小酒了。

　　四叔是个爱喝酒的人。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品行周正，为人敦厚，非常孝顺体贴他，孙子、孙女也都每天异常可爱地围在他身边。每月有着一笔退休金，大半生都因为“一头沉”的生活和我四婶天南地北地分居着过。退休了，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了，且四婶又是最能体贴四叔的。

　　我以为四叔是终于过上平静的幸福生活了，可回去和我四叔在我家面对面坐了两个多小时，说了许多有关人生厌烦的家常话，及至谈到他的生活时，四叔的脸上怔一下，挂着僵黄的笑，用很轻的声音说：

　　我一时不知该应和什么了，也没有理解四叔这两句话的真正想法和含义，只是在四叔走后才隐隐觉醒到，四四叔这一生，他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

　　在城市，他是一个乡村人，他因为根在农村而很难真正融进城市里；在农村，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因为离开土地过久，身上的多半血液都已城市化，所以也再难真正成为一个乡村的人。他是我们这个社会城乡夹缝中的生存者。

　　如果城市在乡村人眼中是高悬的天堂，而农村是土地上的地狱的话，他将近四十年的最好人生，都是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和生存，已经成为他熟悉的、不可更改的生活往复和状态，正如被挂在树梢笼子里的鸟，它在那梢上的笼里生活了将近一生后，在它年老时，你把它放出来，它既无法适应蓝天，也无法适应大地了。它所能适应的，只能是树梢上的天空和阳光，只能是随梢摆动的和风与细雨。

　　四叔也这样。他既非一个城里人，也非一个乡村人。他一生过的既不是城里人的生活，也不是乡村里的日子。他是居住在城市的一个乡村人，是那个城市没有身份证的长期暂居者，在城市楼群的缝隙中，过着非城非乡的生活和日子，终于有了独属于他和他那样的群体的生活和方式。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和圈子，有自己言谈的主题和意识，有自己对人生、命运、国家、民族这些巨大的无法把握的命题的解答和体会，也有他们自己对油盐酱醋和儿女情长的理喻和答辩——他们是一群离开土地，为了到城市淘金而一生都在物质上困顿、精神上颠簸、乡愁上千转百回的人，是我们这个民族中世世代代离开土地到了城市的乡愁者，也是因为乡愁的牵扯而无法真正融入他地城市的流浪者。

　　没有乡愁的人，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幸运的人。拥有乡愁的人，对于写作是一笔财富，而对于生活和日子，却是精神的累赘和臃肿。拥有乡愁的牵扯而你不写作，那种浪费就像拥有大把粗制的金条，可自己连一个精美的戒指都没有。

　　当然，拥有乡愁的城里人，最幸福的是那些奋斗的成功者，达官贵人、巨贾商人，因为自己曾经出生在某一块土地上，那块土地曾经给过他无尽的辛酸和回忆。有一天，哪怕他已经多少有些年迈了，可他终于成为了一个离开土地的成功者，金轿红顶，前呼后拥，无论是要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省亲探望，重温旧事，还是人生途中最为得意的锦衣归里，叶落归根，这都是人生的一种兑现和目的，是最后辉煌演出的谢幕和返场。

　　可是，对于我四叔，却不是这样儿。他一生平淡，过得拮据而急迫，在外工作四十年，达到的目的只是把儿女养大了，给他们盖了迅速过时的土瓦房，和许多在家种地的人一样。

　　而有所不同的，却是那种被挤在楼群缝间的生活和方式，在成为他血液中必不可少的流动时，这种生活方式不得不被切断或者改变了——住房、卫生、医疗、街道、公交、商店，下班后的那种和老工人们相聚的谈天与说地，品茶与饮酒，还有即便一生不去却总是伸手可及的超市、大厦、电影院、白领公司和匆匆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城市里谈情说爱的年轻人，以及总是被父母开车接送去上学读书的孩子和车流，这些表面看来和四叔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的“他”和“物”，当四叔到了只能在心里遥想它们时，他明白了它们和他密不可分的联系了，早就融进他的生活、生命和血液之中了。

　　尤其是在那种环境中已经成为四叔的连四叔自己也理论不清的、被生活方式养育着的人的精神和灵魂，如同一个一生都在寺庙中晨钟暮鼓的僧侣或尼姑，寺庙在时他或她并不觉得寺庙是他或她的精神或灵魂，他们只觉得寺庙的古树旧砖就是他们的家。可是有一天，倘是寺庙突然坍塌了，不在了，被人搬走了，或是庙还在，他们被赶到了庙门外，他或她被置于了田野或几棵古树旧砖下，到这时，他们才真正明白那庙、那砖、那单调乏味的晨钟和暮鼓，不仅仅是他或她的家舍房屋和生活，而且还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和灵魂。

　　二○○七年的国庆节，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的一天里，我母亲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让我抓紧赶回老家里，说我四叔已经不在了，因为打了麻将又去喝了酒，喝多后，回来跌倒村口空寂无人的地沟里，摔了许多伤，引发了别的病，及至送到医院两天后，四叔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接着是我哥打来电话催我快回去，是我姐打来电话催我快回去。匆匆地收拾了行李买了火车票，到老家已是四叔离开人世的第二天，和两年前守着我大伯的灵棚一样，我在路口守着四叔的灵棚、棺材和再也不会与我感叹一句命运和人生的四叔他本人，直到把四叔送进祖坟，让他与他的两个哥哥——我的大伯和父亲并排相邻地躺在一块儿。

　　从老家要回北京时，我去看了哭得两眼红肿，因为不断磕头行礼已经磕烂膝盖的我的长科弟，长科弟和他妻子在我面前沉默了许久才说了一句话。

　　他们说：“爸爸退休后要能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就好了。”说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城乡差别，几十年间已经养到了那边去，可又因为这城乡，他老了又必须改变回来时，爸爸已经不再是了年轻人，他什么都已形成了，再也改变不回了。说这第二次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的不光是他的生活和日子，而且还改变了他的生命和命运。

　　说完这些时，我弟弟长科眼里已经没泪了。他显得平静而明白，仿佛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生和命运、婚姻和爱情、生活和日子，这些农村人因为永远都身在其中反而不深思熟虑的事，他都已洞明与经历，都已经做好了应对未来和人生幻变的准备一样。

　　从那儿望出去，我们都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可以听到死亡走来的脚步声，可以听到死亡在路上的交耳言谈和细语，可以看到死亡手持的通知和预告。这样儿，我们就不能不正面去考虑与它的答对、应酬了，不得不去考虑今后面对命运与死亡时的态度和同死亡答对、争论、打斗时的说辞和尊严。因为活着终归是要有着最后那一日；因为终归有着那一日，也才必须要认真地去考虑、安顿那些活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