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养老机构难！？

       民营养老院成长的烦恼

       重阳又至，养老仍难。眼下，尽管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了机构养老，但对于诸多民营养老院而言，依然面临着生存困境。

     “9年了，我兜里没有一分钱进来。”

       近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普乐园爱心养老院(以下简称普乐园)院长闫帅如是说。

　　普乐园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从父母手中接过它时，闫帅才19岁。如今，昔日的大男孩成为了“中国养老圈内最年轻的院长”，他的养老院也开了第二家。

　　然而，这些年来，规模的扩大、投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闫帅的养老事业已经进入顺风顺水的阶段。他算了一笔账，进出相抵，“一年只能省下四十万元，平均一个月赚3万多元”。但这其中还没有包括入住老人的意外风险。“我现在还吃着官司，又是几万(的开支)。”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民营养老企业主看来，闫帅的烦恼带有一定普遍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也在一次讲座中提到，目前，中国不少民营养老企业生存艰难。“政策虽好，现在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钱、地、政策是众多民营养老企业面临的三大难题。”他对记者说。

       入住率高盈利也难

　　对闫帅这位年轻的养老院院长而言，尽管国家面临老龄化社会形势严峻，但普乐园入住率低，一度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普乐园建设之初，除了一次性承包土地的开销，用在翻整、建设方面的资金就有七百多万元。闫帅一家为此还借了200万元的外债，并将家里做物流生意赚的钱也都贴补了进来。

　　尽管投资不少，但普乐园开办后却并不叫座，经营也举步维艰。为了提高入住率，闫帅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发传单、贴小广告、口碑式营销等，都是他用过的办法。他甚至还去电视台做节目，只为把普乐园这块牌子打出去。

　　几番努力之后，依然留不住人。为此，闫帅寝食难安。后来经过市场调查，他认定为老人提供标准化康复服务才是养老机构的出路。

　　于是，闫帅继续投资，对普乐园进行大规模改造。

　　由于最早的《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2010年才出台，2007年，他照着鹤童养老院(天津一家起步较早的养老院)的方式进行房屋改造，增加大量坡道，购买医用床。此外，他还设置了标准化护理、人员使用流程，建立了相关网站，并聘用专业的销售人员。

　　这些改造最终收获了回报：普乐园的入住人数从他刚接手时的个位数上升到三位数。不过，入住率的提高却没有带来预想的经济效益。据闫帅介绍，普乐园的收入包括老年人入院费和政策性补贴，支出则主要包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设施折旧、升级改造等。两头相抵，所剩无几，还要为在养老院发生意外的老人支付相关费用。

　　艰难生存的普乐园并非孤例。

　　王新光是一家名为“阳光”的公办民营养老院院长，他发现，“按照正常投入和运营，民营养老院入住率若能达到70%以上，前3年也肯定是赔钱，如果运营得好，3到5年能达到收支平衡。五六年以上才能谈收益，但也仅是微利”。

       未富先老的入住者们

　　杜鹏曾经对多家基层养老院进行调研，他认为，面对“未富先老”的国情，民营养老院往往面临利润低的困境。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物价上涨、工资上调，然而养老金却相对增长缓慢。除了少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大部分企业职工的退休金维持在较低水平。

　　一份来自全国老龄办统计数据显示，目前89.2%的被访者及其配偶以退(离)休金为主要收入来源，70.8%的被访者自评经济状况为大致够用。约14%的老人则表示“经济困难”，只有15%的老年人认为“比较宽裕”。2012年被访者的月均退(离)休金水平为2532.8元。

     “就是这些普通收入的老人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客户。”王新光分析，按照中国堂前尽孝的传统养老观念，健康老人一般选择居家养老；退休金较高的机关事业单位老人倾向于选择请保姆一对一服务；生活极其困难的老人，由政府统一管理。一般收入的老人在面临高龄、失能、半失能的时候，才会选择机构养老，即入住养老院。

       记者在阳光养老院看到了一位今年88岁高龄的老人。目前她生活不能自理，由护工照料。之所以老人被子女送来养老院，是因为“家里没条件给母亲养老”，经朋友介绍来此。老人的女儿今年已逾花甲之年，她回忆：“当时我妈没地方去，本身(家里住在一套)小居室，儿子也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老两口再住上，根本没地方。”她说，老母亲单位倒闭，退休金每个月只有一千出头。作为老人的女儿，自己虽然已经退休，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但这笔钱除了给母亲交养老费，还要给儿子、孙女贴补，“日子过得很紧”。

       王新光说，虽然上述老人只是个案，但在北京，每月两千多元退休金的老人为数不少。一旦失能、半失能，这些老人的照顾成本月平均都得在三四千元，需要儿女的补贴。另外，由于北京住房费用高，像这种“家里没地方养老”的家庭为数不少。“未富先老是中国社会现实，我们的客户购买能力差，这种情况下民营养老企业想盈利不容易。”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民营养老服务机构的平均收费基本在每月3000元左右。面对经营困境，一些养老院负责人也动过涨价的念头。但是最后，价格还是维持一个较低水平。

       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养老市场不景气，但企业间竞争激烈，“你涨价不要紧，总会有更便宜的养老机构”。

       医保难求

　　在“未富先老”的现实之下，一些老人另辟蹊径，选择了别样的“养老”方式。

     “由于在医院住院产生的费用可以报销，部分老人为了减少经济压力，选择长期在三甲医院‘压床’。这对医院和老人来说，都不是最佳养老方式。”唐文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医院因为床位的周转数降低了，不满意；对老人来说，医院以治病为主，环境并不适合养老，也不满意。

　　唐文湘是普亲集团的董事长。作为一家“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综合运营商”，普亲集团在多地开办有养老机构。其中，在海南、湖南等地的几家养老机构均已被医保覆盖。唐文湘认为，目前解决经济压力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让老人能够住进有医保覆盖的养老院里，或者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这样，不仅能解决老人资金问题，对于养老院来说，可以开启一部分收入空间。

　　事实上，在政府层面，不少地方适时推出了医养结合的政策。2014年8月，北京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北京市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北京将积极推动医疗和养老资源的结合，构建“医养结合”模式，将实现所有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都具备医疗条件。

　　包括闫帅在内的养老业内人士看来，新出台的医保覆盖政策不仅方便老人看病、拿药，也为养老院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数，是件好事。但中小养老机构怎样被划入医保却显得困难重重。

　　据了解，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申请医保定点资质时需要满足医务室的功能分区等硬件要求，例如，诊室需要分类，要有抢救室、处置室、治疗室、消毒间等。除此之外，还有医务人员的配比：医生的比例需要达到10%，护士的比例需要达到20%。

　　对此，一位养老院院长向记者坦言，养老机构纳入医保政策在落实上限制太多，“10%的医生、核磁共振，其实用处不大。养老院最主要的是抓好慢性病康复”。另外，在人工成本过高、购置器械投入过大的情况下，他坦言自己“承担不起”。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目前很多民营养老院因为资金少或规模小，达不到硬件、人员方面的要求，被挡在了医保的门外。

       土地证难题

　　在闫帅等一批养老院经营者看来，申请医保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还只是“锦上添花”，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行业补贴能否落到实处。

　　近年，多地政府不断加大对民营养老企业的补贴力度。以北京为例，截至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财政局等已联合出台了一系列资助办法，将民办养老机构运营阶段的补贴标准相应提高。一次性建设阶段支持标准，也提高到2万元至2.5万元。

     “但获得此项补贴的前提是要有土地证。”闫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普乐园的土地是租来的，所以没有土地证。据了解，除了闫帅的普乐园，目前大部分养老企业也面临这种状况。土地证做担保成了他们申请政策补贴的一道鸿沟。

　　杜鹏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土地证问题：不少民营养老机构需要通过贷款融资，但贷款一般需要以土地抵押，需要企业提供土地证，而大多数的基层养老院都是使用租来的房子，无法抵押贷款。

　　在《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的报道中，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高云霞对此现象作了解释，“土地自有的规定原本是为了防止拿到补贴但后期不做养老”。然而，据业内人士透露，现实中，这一规定往往促成了地产公司以养老之名搞开发的“拿地模式”——一些拿了地的养老地产企业却不去真正做养老，而大部分最需要补贴的中小民办养老机构却遭遇拿地难。

　　不过，对于众多的民办养老院而言，已经有好消息传来。闫帅告诉记者，“最近民政局出台了文件，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让我们找一家正规的房屋检测中心，检测房屋质量，出报告，颁发新的设立许可证。如果通过的话可能会给予相应的建设补贴、床位补贴。这是件挺好的事”。

　　只是随后而来的费用开支，又让他觉得颇有负担。

       要请正规房屋检测中心出报告，费用在1平方米20元左右，这对于闫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的养老院占地面积大，8000平方米的场地，得一下拿出不少钱。不做的话，旧证一旦作废，我们的养老院就意味着是非法经营，可能被取缔，更别提政策补贴了。”

       行业乱象隐现

　　一方面，有人得不到政策的实惠；另一方面，许多人却在钻政策空子。养老市场诸多问题由此而生。

　　北京某养老院院长张宪(化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有的人大口吃肉，有的连饭都没得吃。”

　　据他透露，医养结合政策刚出台，一些企业就通过养老院挂上了两块牌子。养老院加上康复医院的名头吸引了一大批老人入住。这些机构收费很高，甚至可以达到每月两万元左右，且能报销70%至80%。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张宪认为，医养结合要限定好养老机构“医”的标准。报销部分应该是医的部分，而养老院床位费、护理费等费用不应在报销目录之内。相关部门还应对此类医养结合机构进行资质认证，避免其“挂羊头卖狗肉”借此骗取国家医保资金、而“养”的部分，应该在政府层面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去实行。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由相应的评估机构或组织对老人进行需求评估后判断老人需要的服务项目，明确护理所需费用的来源。

　　隐藏在政策背后的另一个问题是安全隐患。

     “目前政府相关负责单位实际上是睡在一个个‘炸弹’上的。”唐文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在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湖南长沙等地，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提高废旧建筑的利用率，为民营养老院场地问题找出路。一大批养老机构纷纷租借旧厂房、老办公楼等场所加以改造，建设养老院。

　　以泉州为例，2012年，泉州市出台《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心市区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试行实施意见》，鼓励用旧厂房改造养老院。该项规定亦透露出，制定背后正是“为了应对养老机构缺少的困境”。这一新规定，也成为泉州市支持鼓励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诸如此类的政策纷纷出台，引导各路资本踊跃进入养老行业。但在唐文湘看来，类似政策有值得思考之处：近两年养老院火灾事故频发，政府在规范上对安全生产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致使一些养老机构面对严格的规定，或者因为经营不善不愿再投资，或者因为建筑本身根本难以进行整改，从而铤而走险，无证经营，继续向社会开放，成为监管之外的“定时炸弹”。

       唐文湘认为，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政府需要更具智慧，起到既能保持行业的发展，又能规范行业，消除隐患的作用。

       等待春天

　　闫帅感慨，几年来，最让他心酸的，还不是因为没有享受到补贴政策，而是“吃官司”。

　　他举了个例子：在普乐园，有位老人出于好心，帮助另一位患糖尿病的老人按摩，结果不小心把对方按骨折了。后者的子女找来，认为院方疏于管理，提出院方应赔偿50万元，并起诉养老院。像这样的官司，闫帅“已经背了8起”。

　　面对类似的事件，闫帅也在反思。他希望，除了养老院自身严抓规范管理，政府也能出台针对养老机构事故的相关法律规定，以便严格执行，明确责任。

　　但总地来说，对于行业前景，闫帅还是乐观的。

     “无论多么艰难，进入了这个行业就要干好。因为她给你的并不是今天这一点，养老行业肯定会有春天。”

　　眼下，闫帅正试图与企业对接，探索B2B式养老模式。

　　他分析，目前在北京工作的IT行业人很多，他们大部分高薪酬，经常加班。因为家多在外地，平时没时间看父母。“如果说能把员工父母接来在北京附近的地方养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不比涨工资来得实惠吗？”他说。

　　对于养老行业的未来，张宪同样保持着乐观态度。他告诉记者，自己做养老企业，图的是长远利益，“今天困难，明天困难，但是养老产业未来是大有前途的。”

       民营养老院成长的烦恼

       重阳又至，养老仍难。眼下，尽管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了机构养老，但对于诸多民营养老院而言，依然面临着生存困境。

     “9年了，我兜里没有一分钱进来。”

       近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普乐园爱心养老院(以下简称普乐园)院长闫帅如是说。

　　普乐园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从父母手中接过它时，闫帅才19岁。如今，昔日的大男孩成为了“中国养老圈内最年轻的院长”，他的养老院也开了第二家。

　　然而，这些年来，规模的扩大、投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闫帅的养老事业已经进入顺风顺水的阶段。他算了一笔账，进出相抵，“一年只能省下四十万元，平均一个月赚3万多元”。但这其中还没有包括入住老人的意外风险。“我现在还吃着官司，又是几万(的开支)。”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民营养老企业主看来，闫帅的烦恼带有一定普遍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也在一次讲座中提到，目前，中国不少民营养老企业生存艰难。“政策虽好，现在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钱、地、政策是众多民营养老企业面临的三大难题。”他对记者说。

       入住率高盈利也难

　　对闫帅这位年轻的养老院院长而言，尽管国家面临老龄化社会形势严峻，但普乐园入住率低，一度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普乐园建设之初，除了一次性承包土地的开销，用在翻整、建设方面的资金就有七百多万元。闫帅一家为此还借了200万元的外债，并将家里做物流生意赚的钱也都贴补了进来。

　　尽管投资不少，但普乐园开办后却并不叫座，经营也举步维艰。为了提高入住率，闫帅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发传单、贴小广告、口碑式营销等，都是他用过的办法。他甚至还去电视台做节目，只为把普乐园这块牌子打出去。

　　几番努力之后，依然留不住人。为此，闫帅寝食难安。后来经过市场调查，他认定为老人提供标准化康复服务才是养老机构的出路。

　　于是，闫帅继续投资，对普乐园进行大规模改造。

　　由于最早的《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2010年才出台，2007年，他照着鹤童养老院(天津一家起步较早的养老院)的方式进行房屋改造，增加大量坡道，购买医用床。此外，他还设置了标准化护理、人员使用流程，建立了相关网站，并聘用专业的销售人员。

　　这些改造最终收获了回报：普乐园的入住人数从他刚接手时的个位数上升到三位数。不过，入住率的提高却没有带来预想的经济效益。据闫帅介绍，普乐园的收入包括老年人入院费和政策性补贴，支出则主要包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设施折旧、升级改造等。两头相抵，所剩无几，还要为在养老院发生意外的老人支付相关费用。

　　艰难生存的普乐园并非孤例。

　　王新光是一家名为“阳光”的公办民营养老院院长，他发现，“按照正常投入和运营，民营养老院入住率若能达到70%以上，前3年也肯定是赔钱，如果运营得好，3到5年能达到收支平衡。五六年以上才能谈收益，但也仅是微利”。

       未富先老的入住者们

　　杜鹏曾经对多家基层养老院进行调研，他认为，面对“未富先老”的国情，民营养老院往往面临利润低的困境。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物价上涨、工资上调，然而养老金却相对增长缓慢。除了少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大部分企业职工的退休金维持在较低水平。

　　一份来自全国老龄办统计数据显示，目前89.2%的被访者及其配偶以退(离)休金为主要收入来源，70.8%的被访者自评经济状况为大致够用。约14%的老人则表示“经济困难”，只有15%的老年人认为“比较宽裕”。2012年被访者的月均退(离)休金水平为2532.8元。

     “就是这些普通收入的老人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客户。”王新光分析，按照中国堂前尽孝的传统养老观念，健康老人一般选择居家养老；退休金较高的机关事业单位老人倾向于选择请保姆一对一服务；生活极其困难的老人，由政府统一管理。一般收入的老人在面临高龄、失能、半失能的时候，才会选择机构养老，即入住养老院。

       记者在阳光养老院看到了一位今年88岁高龄的老人。目前她生活不能自理，由护工照料。之所以老人被子女送来养老院，是因为“家里没条件给母亲养老”，经朋友介绍来此。老人的女儿今年已逾花甲之年，她回忆：“当时我妈没地方去，本身(家里住在一套)小居室，儿子也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老两口再住上，根本没地方。”她说，老母亲单位倒闭，退休金每个月只有一千出头。作为老人的女儿，自己虽然已经退休，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但这笔钱除了给母亲交养老费，还要给儿子、孙女贴补，“日子过得很紧”。

       王新光说，虽然上述老人只是个案，但在北京，每月两千多元退休金的老人为数不少。一旦失能、半失能，这些老人的照顾成本月平均都得在三四千元，需要儿女的补贴。另外，由于北京住房费用高，像这种“家里没地方养老”的家庭为数不少。“未富先老是中国社会现实，我们的客户购买能力差，这种情况下民营养老企业想盈利不容易。”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民营养老服务机构的平均收费基本在每月3000元左右。面对经营困境，一些养老院负责人也动过涨价的念头。但是最后，价格还是维持一个较低水平。

       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养老市场不景气，但企业间竞争激烈，“你涨价不要紧，总会有更便宜的养老机构”。

       医保难求

　　在“未富先老”的现实之下，一些老人另辟蹊径，选择了别样的“养老”方式。

     “由于在医院住院产生的费用可以报销，部分老人为了减少经济压力，选择长期在三甲医院‘压床’。这对医院和老人来说，都不是最佳养老方式。”唐文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医院因为床位的周转数降低了，不满意；对老人来说，医院以治病为主，环境并不适合养老，也不满意。

　　唐文湘是普亲集团的董事长。作为一家“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综合运营商”，普亲集团在多地开办有养老机构。其中，在海南、湖南等地的几家养老机构均已被医保覆盖。唐文湘认为，目前解决经济压力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让老人能够住进有医保覆盖的养老院里，或者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这样，不仅能解决老人资金问题，对于养老院来说，可以开启一部分收入空间。

　　事实上，在政府层面，不少地方适时推出了医养结合的政策。2014年8月，北京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北京市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北京将积极推动医疗和养老资源的结合，构建“医养结合”模式，将实现所有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都具备医疗条件。

　　包括闫帅在内的养老业内人士看来，新出台的医保覆盖政策不仅方便老人看病、拿药，也为养老院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数，是件好事。但中小养老机构怎样被划入医保却显得困难重重。

　　据了解，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申请医保定点资质时需要满足医务室的功能分区等硬件要求，例如，诊室需要分类，要有抢救室、处置室、治疗室、消毒间等。除此之外，还有医务人员的配比：医生的比例需要达到10%，护士的比例需要达到20%。

　　对此，一位养老院院长向记者坦言，养老机构纳入医保政策在落实上限制太多，“10%的医生、核磁共振，其实用处不大。养老院最主要的是抓好慢性病康复”。另外，在人工成本过高、购置器械投入过大的情况下，他坦言自己“承担不起”。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目前很多民营养老院因为资金少或规模小，达不到硬件、人员方面的要求，被挡在了医保的门外。

       土地证难题

　　在闫帅等一批养老院经营者看来，申请医保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还只是“锦上添花”，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行业补贴能否落到实处。

　　近年，多地政府不断加大对民营养老企业的补贴力度。以北京为例，截至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财政局等已联合出台了一系列资助办法，将民办养老机构运营阶段的补贴标准相应提高。一次性建设阶段支持标准，也提高到2万元至2.5万元。

     “但获得此项补贴的前提是要有土地证。”闫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普乐园的土地是租来的，所以没有土地证。据了解，除了闫帅的普乐园，目前大部分养老企业也面临这种状况。土地证做担保成了他们申请政策补贴的一道鸿沟。

　　杜鹏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土地证问题：不少民营养老机构需要通过贷款融资，但贷款一般需要以土地抵押，需要企业提供土地证，而大多数的基层养老院都是使用租来的房子，无法抵押贷款。

　　在《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的报道中，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高云霞对此现象作了解释，“土地自有的规定原本是为了防止拿到补贴但后期不做养老”。然而，据业内人士透露，现实中，这一规定往往促成了地产公司以养老之名搞开发的“拿地模式”——一些拿了地的养老地产企业却不去真正做养老，而大部分最需要补贴的中小民办养老机构却遭遇拿地难。

　　不过，对于众多的民办养老院而言，已经有好消息传来。闫帅告诉记者，“最近民政局出台了文件，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让我们找一家正规的房屋检测中心，检测房屋质量，出报告，颁发新的设立许可证。如果通过的话可能会给予相应的建设补贴、床位补贴。这是件挺好的事”。

　　只是随后而来的费用开支，又让他觉得颇有负担。

       要请正规房屋检测中心出报告，费用在1平方米20元左右，这对于闫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的养老院占地面积大，8000平方米的场地，得一下拿出不少钱。不做的话，旧证一旦作废，我们的养老院就意味着是非法经营，可能被取缔，更别提政策补贴了。”

       行业乱象隐现

　　一方面，有人得不到政策的实惠；另一方面，许多人却在钻政策空子。养老市场诸多问题由此而生。

　　北京某养老院院长张宪(化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有的人大口吃肉，有的连饭都没得吃。”

　　据他透露，医养结合政策刚出台，一些企业就通过养老院挂上了两块牌子。养老院加上康复医院的名头吸引了一大批老人入住。这些机构收费很高，甚至可以达到每月两万元左右，且能报销70%至80%。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张宪认为，医养结合要限定好养老机构“医”的标准。报销部分应该是医的部分，而养老院床位费、护理费等费用不应在报销目录之内。相关部门还应对此类医养结合机构进行资质认证，避免其“挂羊头卖狗肉”借此骗取国家医保资金、而“养”的部分，应该在政府层面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去实行。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由相应的评估机构或组织对老人进行需求评估后判断老人需要的服务项目，明确护理所需费用的来源。

　　隐藏在政策背后的另一个问题是安全隐患。

     “目前政府相关负责单位实际上是睡在一个个‘炸弹’上的。”唐文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在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湖南长沙等地，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提高废旧建筑的利用率，为民营养老院场地问题找出路。一大批养老机构纷纷租借旧厂房、老办公楼等场所加以改造，建设养老院。

　　以泉州为例，2012年，泉州市出台《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心市区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试行实施意见》，鼓励用旧厂房改造养老院。该项规定亦透露出，制定背后正是“为了应对养老机构缺少的困境”。这一新规定，也成为泉州市支持鼓励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诸如此类的政策纷纷出台，引导各路资本踊跃进入养老行业。但在唐文湘看来，类似政策有值得思考之处：近两年养老院火灾事故频发，政府在规范上对安全生产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致使一些养老机构面对严格的规定，或者因为经营不善不愿再投资，或者因为建筑本身根本难以进行整改，从而铤而走险，无证经营，继续向社会开放，成为监管之外的“定时炸弹”。

       唐文湘认为，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政府需要更具智慧，起到既能保持行业的发展，又能规范行业，消除隐患的作用。

       等待春天

　　闫帅感慨，几年来，最让他心酸的，还不是因为没有享受到补贴政策，而是“吃官司”。

　　他举了个例子：在普乐园，有位老人出于好心，帮助另一位患糖尿病的老人按摩，结果不小心把对方按骨折了。后者的子女找来，认为院方疏于管理，提出院方应赔偿50万元，并起诉养老院。像这样的官司，闫帅“已经背了8起”。

　　面对类似的事件，闫帅也在反思。他希望，除了养老院自身严抓规范管理，政府也能出台针对养老机构事故的相关法律规定，以便严格执行，明确责任。

　　但总地来说，对于行业前景，闫帅还是乐观的。

     “无论多么艰难，进入了这个行业就要干好。因为她给你的并不是今天这一点，养老行业肯定会有春天。”

　　眼下，闫帅正试图与企业对接，探索B2B式养老模式。

　　他分析，目前在北京工作的IT行业人很多，他们大部分高薪酬，经常加班。因为家多在外地，平时没时间看父母。“如果说能把员工父母接来在北京附近的地方养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不比涨工资来得实惠吗？”他说。

　　对于养老行业的未来，张宪同样保持着乐观态度。他告诉记者，自己做养老企业，图的是长远利益，“今天困难，明天困难，但是养老产业未来是大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