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养结合”缺护理员 养老需求仍待细分

　　目前，“医养结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不管是政府还是热心于养老事业的企业、机构，都在探索“医”与“养”最合适的结合方式，而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成了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3月6日，新京报健康周刊在北京卫生计生委举办“医养结合”圆桌访谈，邀请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耿玉田、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东久及协和医院内科老年医学组主治医师康琳等，围绕“医养结合”的两会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和观点碰撞。

　　概念 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四位一体

　　新京报：医养结合的具体概念是什么样的，是理念还是具化为某种实体?

　　李红兵：不管它是实体还是什么，“医”与“养”的结合是两种资源不断相向而进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开始可能相互掺和，在养老机构中放进医疗机构。但简单的医疗科室的设置可能不适合，因为治疗之后还有康复的过程，有些社区医院开始把一些闲置病床做养老。

　　所以，跟“养”结合的“医”，一定是一种新型的医疗内容、方式和组织形态，它确定的对象是长期的，这些对象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对老年综合征对症的综合过程。

　　耿玉田：医养结合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具象的组织形态了，现在的养老方式有三种：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虽然机构养老比重并不大，但在医养结合上探索比较深入的还是机构养老。医养结合需要依靠养老服务的资源，搭建医疗、康复和护理的组织形态，以医养服务机构为载体，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包括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四位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现状 护理人才匮乏

　　新京报：这次两会中，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到了“医养结合”过程中的人才瓶颈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李红兵：我们明确感觉到人才的匮乏。护理人员流失，做家政去了，因为护理收入低，也辛苦。而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在面临医养结合时也出现了不适应，要转向康复和长期护理，涉及健康管理层面的一系列内容，而这个领域恰巧是我们目前医疗的非主流领域。

　　其实，很多个性化需求是非基本公共服务，护理康复上门服务、包括今后在养老机构里的服务等，服务内容也发生了渐变，我们面临着包括执业地点、执业资格、医疗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上门拔尿管，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医疗行为，但现在你不能做，因为医生有明确的执业地点。

　　康琳：养老护理人员需要规范化的培训，老年护理需要特殊护理知识。我们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做培训，1月刚做了第一期老年护理讲师的培训，他们再去培训更多护理人员。将来政府部门是否可以考虑给他们颁发执照，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这些事。

　　李东久：养老从业人员人才短缺，待遇相对偏低，层次也比较低。如果从业人员，尤其关键人才的福利和待遇能够参照医疗单位的标准，就能调动养老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层次，也愿意留在这个行业。

　　新京报：目前举起“医养结合”大旗的，多是新进驻养老、健康产业的企业大鳄，这些社会资本在进入养老行业时，面临着哪些优势和困难?

　　李东久：复星涉及的行业除了养老，还包括保险、药品、医疗、房地产等，我们在探索如何把综合资源嫁接到养老上去。但做养老这几年，如果算经济账的话，土地、房租、人工等成本确实高。而企业收入方面，如果按国家目前的标准，很难打平。需要综合资源的协调和嫁接，并要规模化，同时是长线投资。
　　养老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支付问题，老人的收入偏低，希望政府提供一些政策，比如基本医疗保险能关注到养老需求，提高老人的支付能力，同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我们在商业保险工作上也在做一些探索，推动解决一些养老方面的支付问题。企业还在引进一些国际资本，希望政府能考虑如何对国际资本敞开大门，提供方便。

　　耿玉田：从企业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企业同时还做地产，我们就来研究怎么统筹你的房屋资源，你那边产生的收益用在这边医养结合新领域需要支付的地方，就是一个广阔的产业问题。

　　李红兵：企业介入养老的主要成本在土地上，我们在探讨，以养老社区做切入的，可以切割房地产权，然后做成一个可以连续转让的模式，使企业尽快收回一部分流动资金，或者给予一些税收减免等。如果企业资金比较雄厚，那可以稍微任性地做长线，要有30年收回投资的勇气。按我们测算，这个长线做下来，未来这个综合实体一定是天天赚钱的。

　　转化
　　基本养老宜在社区 需求待细分

　　新京报：目前社会资本做养老主要集中做中高端，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做到社区、家庭中?养老怎么创新?

　　李红兵：机构和居家养老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模式。我认为机构也可以不做中高端模式。社会资本要做短平快，就必须细分需求。但企业还在用相对粗放的方式做养老，没有细分养老里的刚性需求。

　　前些年，政府和企业都在摸索，政府挨了骂，企业丢了钱，主要是没有掌握规律。这并不是个高大上的事情，而是对规律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摸索的问题，核心是细分，是规模。你不一定要做一个10000平米的养老机构，但可以做连锁，可能每个连锁机构只有100平米，但分散在100个地方，这个事情可能就成功了。

　　耿玉田：我觉得基本社区养老、居家养老还应该在社区层面，发挥社区医疗资源，最起码能解决防治康护。我同意李局长说的分专业康复、护理、健康管理，还是很有潜力的。但政府现阶段可能还是保最基本的。我也同意李总说的引进社会力量、甚至国际投资资源重点投向这个领域，这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

　　康琳：现在大家都不傻，知道住在医院最便宜。因为医院床位费很便宜，又能报销，而请保姆很贵，我们这有住了10年的。如果让这类人回到家里也有保险解决成本问题，他自动就选择回家了。

　　李东久：如果全走国外路子，难度很大，光走居家养老，但跟老百姓强劲的需求差距蛮大的。现在信息技术发展非常快，大健康大数据发展快，如果把养老变成健康管理，你作为一个服务提供商来提供健康管理，同时通过这个健康数据的管理，健康数据还能盈利。我们的思考是，居家养老一定要和互联网结合，互联网最大特点是信息及时、大量的数据，中间环节的减少，成本很低，符合养老的一些特点，我们想做一些探索。

　　新京报：北京以后要在天津河北建立一批为中高端老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这个规划是如何考虑的?

　　耿玉田：2015年北京要谋划在天津河北共建一批高质量的护理医院和康复医院，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依靠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带动天津河北医疗护理，共建护理院、康复医院，让天津河北患者在急性期后需要专业康复护理时有一个转诊的渠道，也可以缓解北京床位紧张的状况。

　　李红兵：目前在北京周边有很多房地产商圈地行为，我第一感受是，钢筋水泥有了，缺的是白大褂。河北在北京周边的养老机构成本很低，我们也正在探索让北京一些社会福利人员，带着北京给定的一个标准到河北这类相对空置的机构去。这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医保如何适用。

　　目前，“医养结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不管是政府还是热心于养老事业的企业、机构，都在探索“医”与“养”最合适的结合方式，而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成了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3月6日，新京报健康周刊在北京卫生计生委举办“医养结合”圆桌访谈，邀请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耿玉田、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东久及协和医院内科老年医学组主治医师康琳等，围绕“医养结合”的两会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和观点碰撞。

　　概念 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四位一体

　　新京报：医养结合的具体概念是什么样的，是理念还是具化为某种实体?

　　李红兵：不管它是实体还是什么，“医”与“养”的结合是两种资源不断相向而进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开始可能相互掺和，在养老机构中放进医疗机构。但简单的医疗科室的设置可能不适合，因为治疗之后还有康复的过程，有些社区医院开始把一些闲置病床做养老。

　　所以，跟“养”结合的“医”，一定是一种新型的医疗内容、方式和组织形态，它确定的对象是长期的，这些对象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对老年综合征对症的综合过程。

　　耿玉田：医养结合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具象的组织形态了，现在的养老方式有三种：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虽然机构养老比重并不大，但在医养结合上探索比较深入的还是机构养老。医养结合需要依靠养老服务的资源，搭建医疗、康复和护理的组织形态，以医养服务机构为载体，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包括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四位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现状 护理人才匮乏

　　新京报：这次两会中，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到了“医养结合”过程中的人才瓶颈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李红兵：我们明确感觉到人才的匮乏。护理人员流失，做家政去了，因为护理收入低，也辛苦。而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在面临医养结合时也出现了不适应，要转向康复和长期护理，涉及健康管理层面的一系列内容，而这个领域恰巧是我们目前医疗的非主流领域。

　　其实，很多个性化需求是非基本公共服务，护理康复上门服务、包括今后在养老机构里的服务等，服务内容也发生了渐变，我们面临着包括执业地点、执业资格、医疗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上门拔尿管，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医疗行为，但现在你不能做，因为医生有明确的执业地点。

　　康琳：养老护理人员需要规范化的培训，老年护理需要特殊护理知识。我们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做培训，1月刚做了第一期老年护理讲师的培训，他们再去培训更多护理人员。将来政府部门是否可以考虑给他们颁发执照，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做这些事。

　　李东久：养老从业人员人才短缺，待遇相对偏低，层次也比较低。如果从业人员，尤其关键人才的福利和待遇能够参照医疗单位的标准，就能调动养老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层次，也愿意留在这个行业。

　　新京报：目前举起“医养结合”大旗的，多是新进驻养老、健康产业的企业大鳄，这些社会资本在进入养老行业时，面临着哪些优势和困难?

　　李东久：复星涉及的行业除了养老，还包括保险、药品、医疗、房地产等，我们在探索如何把综合资源嫁接到养老上去。但做养老这几年，如果算经济账的话，土地、房租、人工等成本确实高。而企业收入方面，如果按国家目前的标准，很难打平。需要综合资源的协调和嫁接，并要规模化，同时是长线投资。
　　养老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支付问题，老人的收入偏低，希望政府提供一些政策，比如基本医疗保险能关注到养老需求，提高老人的支付能力，同时鼓励商业养老保险。我们在商业保险工作上也在做一些探索，推动解决一些养老方面的支付问题。企业还在引进一些国际资本，希望政府能考虑如何对国际资本敞开大门，提供方便。

　　耿玉田：从企业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企业同时还做地产，我们就来研究怎么统筹你的房屋资源，你那边产生的收益用在这边医养结合新领域需要支付的地方，就是一个广阔的产业问题。

　　李红兵：企业介入养老的主要成本在土地上，我们在探讨，以养老社区做切入的，可以切割房地产权，然后做成一个可以连续转让的模式，使企业尽快收回一部分流动资金，或者给予一些税收减免等。如果企业资金比较雄厚，那可以稍微任性地做长线，要有30年收回投资的勇气。按我们测算，这个长线做下来，未来这个综合实体一定是天天赚钱的。

　　转化
　　基本养老宜在社区 需求待细分

　　新京报：目前社会资本做养老主要集中做中高端，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做到社区、家庭中?养老怎么创新?

　　李红兵：机构和居家养老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模式。我认为机构也可以不做中高端模式。社会资本要做短平快，就必须细分需求。但企业还在用相对粗放的方式做养老，没有细分养老里的刚性需求。

　　前些年，政府和企业都在摸索，政府挨了骂，企业丢了钱，主要是没有掌握规律。这并不是个高大上的事情，而是对规律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摸索的问题，核心是细分，是规模。你不一定要做一个10000平米的养老机构，但可以做连锁，可能每个连锁机构只有100平米，但分散在100个地方，这个事情可能就成功了。

　　耿玉田：我觉得基本社区养老、居家养老还应该在社区层面，发挥社区医疗资源，最起码能解决防治康护。我同意李局长说的分专业康复、护理、健康管理，还是很有潜力的。但政府现阶段可能还是保最基本的。我也同意李总说的引进社会力量、甚至国际投资资源重点投向这个领域，这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

　　康琳：现在大家都不傻，知道住在医院最便宜。因为医院床位费很便宜，又能报销，而请保姆很贵，我们这有住了10年的。如果让这类人回到家里也有保险解决成本问题，他自动就选择回家了。

　　李东久：如果全走国外路子，难度很大，光走居家养老，但跟老百姓强劲的需求差距蛮大的。现在信息技术发展非常快，大健康大数据发展快，如果把养老变成健康管理，你作为一个服务提供商来提供健康管理，同时通过这个健康数据的管理，健康数据还能盈利。我们的思考是，居家养老一定要和互联网结合，互联网最大特点是信息及时、大量的数据，中间环节的减少，成本很低，符合养老的一些特点，我们想做一些探索。

　　新京报：北京以后要在天津河北建立一批为中高端老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这个规划是如何考虑的?

　　耿玉田：2015年北京要谋划在天津河北共建一批高质量的护理医院和康复医院，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依靠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带动天津河北医疗护理，共建护理院、康复医院，让天津河北患者在急性期后需要专业康复护理时有一个转诊的渠道，也可以缓解北京床位紧张的状况。

　　李红兵：目前在北京周边有很多房地产商圈地行为，我第一感受是，钢筋水泥有了，缺的是白大褂。河北在北京周边的养老机构成本很低，我们也正在探索让北京一些社会福利人员，带着北京给定的一个标准到河北这类相对空置的机构去。这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医保如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