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我与老伴的爱情故事

       文/田纪云

       我的终身老伴英华辞世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她的音容笑貌、她的高尚美德、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时刻在我脑海中盘旋，难以忘却。

       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

       我们的婚礼

       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完成了带担架营支援前线的任务之后，被提升为正营职干部，战勤总指挥部领导批准我同李英华结婚。我兴高采烈，11月13日就骑马到了英华母亲所在地今河南省范县的子路堤。当时的我身无分文，什么东西也没买，就带了一床盖了多年的、被里被面都是白粗布的被子。

       我来与英华结婚，英华一家人十分高兴。英华的母亲从政府发的救济物资中给了我们一床被面，让我们把被子换一下。14日中午，英华的母亲做了四个菜，一家人围着灶台吃了顿饭。英华的母亲即我的岳母拿出十元钱(边区票)让英华交给冀鲁豫九专署食堂买几斤肉改善下生活，我和英华同大家一起吃顿饭热闹一下，专员还讲了几句祝贺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婚礼。到老了我有时同老伴开玩笑，咱们俩要离婚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因为结婚也没手续，一没介绍人，二没证婚人，三没结婚证，要离婚提起包走就是。她哈哈一笑。

       艰苦的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俩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杀鸡、宰兔之类的事必须由我来干，英华杀鸡杀不死，把鸡扔地下鸡还会跑。宰兔更是下不了手。我给英华开玩笑说，看来一个家庭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她说，四个孩子你来带，没女人更不行。

       但我治家有条原则，不管钱，也不要权，在家一切老伴说了算，我封英华为“家庭总理”。所以，我们六十六年的共同生活，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打过仗，也没说过粗话。年轻时性子急，偶尔吵架、怄气是有的，一般是我说几句好话、道个歉了之。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戒烟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学会了抽烟，开始烟瘾不大，抽的少，一般两天一包。但到了七十年代，烟瘾越来越大了，一天两包，开起会来，你给我，我给你，就更多了。由于抽烟过多引起喉炎，每天天不亮就咳嗽，床头上放个痰盂吐痰。时间久了影响英华睡觉。

     “有钱难买黎明觉”，她正睡得香的时候我咳嗽起来了，为此，她多次劝我戒烟，我也觉得抽烟没好处，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戒烟都是三、五天后烟瘾复发，先是当“伸手牌”，给别人要烟抽，要几天不好意思了，就自己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先后戒了五次都不成功。

       1978年秋在成都，英华对我早晨咳嗽影响她睡觉实在憋不住了，发火了，把我一整条烟从窗口扔到大街上去了，另外两小包扔在地板上用脚搓了。面对此景此情，我没生气而是以笑置之。因为我觉得自己理亏，没实现自己的承诺。从此，我下决心非把烟戒掉不可。

       未料刚戒烟三、五天，正在吐苦水的时候，接到财政部电话，要我参加由张劲夫同志(时任财政部长)为团长的出国考察团，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我很快到指定的地点即北京市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报到，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准备。一天，代表团管生活的同志来问我：“你抽烟不?代表团对抽烟的同志每人发六条‘中华牌’烟，三条带过滤嘴的，当着外国人的时候抽，三条不带过滤嘴的，自己在房间时抽”。他问我要不要?哎呀，这下愣住了。要还是不要，要，前功尽弃，不要，心里发痒，六条“中华牌”呀，难得呀!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诉你吧。

       这天夜里没睡好觉，思想斗争一夜，最后还是下决心不要。就这样，在国外来去一个月，与外国人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当“伸手牌”，吐了十多天的苦水(烟油味)，我戒烟成功了，天大的好事，至今己三十六年了，从来不沾烟的边。这是老伴英华的功劳。

       （本文写作于2014年10月，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文/田纪云

       我的终身老伴英华辞世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她的音容笑貌、她的高尚美德、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时刻在我脑海中盘旋，难以忘却。

       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

       我们的婚礼

       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完成了带担架营支援前线的任务之后，被提升为正营职干部，战勤总指挥部领导批准我同李英华结婚。我兴高采烈，11月13日就骑马到了英华母亲所在地今河南省范县的子路堤。当时的我身无分文，什么东西也没买，就带了一床盖了多年的、被里被面都是白粗布的被子。

       我来与英华结婚，英华一家人十分高兴。英华的母亲从政府发的救济物资中给了我们一床被面，让我们把被子换一下。14日中午，英华的母亲做了四个菜，一家人围着灶台吃了顿饭。英华的母亲即我的岳母拿出十元钱(边区票)让英华交给冀鲁豫九专署食堂买几斤肉改善下生活，我和英华同大家一起吃顿饭热闹一下，专员还讲了几句祝贺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婚礼。到老了我有时同老伴开玩笑，咱们俩要离婚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因为结婚也没手续，一没介绍人，二没证婚人，三没结婚证，要离婚提起包走就是。她哈哈一笑。

       艰苦的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俩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杀鸡、宰兔之类的事必须由我来干，英华杀鸡杀不死，把鸡扔地下鸡还会跑。宰兔更是下不了手。我给英华开玩笑说，看来一个家庭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她说，四个孩子你来带，没女人更不行。

       但我治家有条原则，不管钱，也不要权，在家一切老伴说了算，我封英华为“家庭总理”。所以，我们六十六年的共同生活，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打过仗，也没说过粗话。年轻时性子急，偶尔吵架、怄气是有的，一般是我说几句好话、道个歉了之。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戒烟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学会了抽烟，开始烟瘾不大，抽的少，一般两天一包。但到了七十年代，烟瘾越来越大了，一天两包，开起会来，你给我，我给你，就更多了。由于抽烟过多引起喉炎，每天天不亮就咳嗽，床头上放个痰盂吐痰。时间久了影响英华睡觉。

     “有钱难买黎明觉”，她正睡得香的时候我咳嗽起来了，为此，她多次劝我戒烟，我也觉得抽烟没好处，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戒烟都是三、五天后烟瘾复发，先是当“伸手牌”，给别人要烟抽，要几天不好意思了，就自己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先后戒了五次都不成功。

       1978年秋在成都，英华对我早晨咳嗽影响她睡觉实在憋不住了，发火了，把我一整条烟从窗口扔到大街上去了，另外两小包扔在地板上用脚搓了。面对此景此情，我没生气而是以笑置之。因为我觉得自己理亏，没实现自己的承诺。从此，我下决心非把烟戒掉不可。

       未料刚戒烟三、五天，正在吐苦水的时候，接到财政部电话，要我参加由张劲夫同志(时任财政部长)为团长的出国考察团，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我很快到指定的地点即北京市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报到，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准备。一天，代表团管生活的同志来问我：“你抽烟不?代表团对抽烟的同志每人发六条‘中华牌’烟，三条带过滤嘴的，当着外国人的时候抽，三条不带过滤嘴的，自己在房间时抽”。他问我要不要?哎呀，这下愣住了。要还是不要，要，前功尽弃，不要，心里发痒，六条“中华牌”呀，难得呀!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诉你吧。

       这天夜里没睡好觉，思想斗争一夜，最后还是下决心不要。就这样，在国外来去一个月，与外国人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当“伸手牌”，吐了十多天的苦水(烟油味)，我戒烟成功了，天大的好事，至今己三十六年了，从来不沾烟的边。这是老伴英华的功劳。

       （本文写作于2014年10月，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