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有老龄用品2000余种 仅为日本1/20

　　

       老龄用品之问

　　全球共有60000种老龄用品，日本就有40000种，而中国市场上只有2000多种

　　专门为老年人设计、制造的用品，正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老龄化国家建设以及老年人优待政策。

　　根据此前《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老年人优待是政府和社会在做好公民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在医、食、住、用、行、娱等方面，积极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优先优惠和便利服务，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目前与中国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由于过去30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家庭结构以及传统养老习惯，能否为居家独处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前进、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比如，老年人如何安全、便捷地洗澡——卫生间已成为对老年人及其家庭威胁最大的场所，大多数导致老年人瘫痪或去世的摔伤，都发生在这里。

　　在日美等老龄产业发达的国家，通过老龄用品——特殊防滑地板、自动洗澡机乃至专门的卫生间装修，有效降低了这一隐患。

　　不过，在全球60000多种老龄产品中，中国市场可见的只有2000多种。而日本则有40000多种。

　　虽然早在“十五”期间就提出了对老龄产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费用减免、信贷支持等措施，乃至“十二五”期间提出完善老龄产业政策等，但中国的老龄产品企业还远未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被独资”的助听器市场

　　右手边是海鲜大酒楼，后面是一家夜总会KTV，虽然白天里霓虹招牌并不璀璨，但仍然足以遮掩天津市助听器厂的标牌——破旧的两层小厂房，是中国最早以及最专业的助听器厂。

　　现在这个场景，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的话说——“惨痛”。而对于今天中国上千万老龄人口来说，听力辅助器材市场可观。

　 “按照中国残联2006年统计，中国有2780万需要听力辅助器材的人，虽然现在只有每年几十万的市场，但我们每年的销售量也不过一万。”

　　在二楼的厂长办公室，董事长唐惠德告诉本刊，中国助听器市场已基本为六大国外巨头所垄断——瑞士峰力，德国西门子，美国斯达克，丹麦奥迪康、瑞声达和唯听。

　 “丹麦就有三大品牌。我们有2000多万听力辅助器材需求者，而丹麦全国只有2000多万人口。”唐惠德说。

　　天津市助听器厂于1960年建厂。唐惠德自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已工作了40多年，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该厂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期，他曾亲自给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验配助听器。

　　也有领导人在外国品牌助听器店配助听器不理想，到天津市助听器厂才配上满意的助听器。

　 “当时好些同志从国外回来，都给小平同志带助听器，但没有一个他满意的。301医院副院长姜泗长就找我去给小平配。小平很满意，把别人送的外国产品转送给陈锡联上将，但陈锡联上将也来找我，直接就说‘要配和小平一样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外国品牌进驻中国，还得找天津市助听器厂合作。

　 “西门子、斯达康都和我们合作过。做来料加工、组装销售，但慢慢地，我们就被他们赶出来了。”唐惠德回忆说，“很多中国人给他们出主意，要独资，后来这些中国人就去那里做负责人去了。”其中不少人就来自天津市助听器厂的国内竞争对手。

　　就此，在助听器市场上，外商独资逐渐逼退国企和合资企业。

　　1987年丹麦的达那福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国内生产耳背式助听器的外国厂家。1991年峰力打进中国市场，奥迪康则在南京建组装线。

　　1995年至1996年德国西门子和美国斯达克分别在苏州建厂生产助听器。1998年加拿大奥机托、丹麦唯听分别在成都、上海建立办事处。到新世纪初期，只有日本助听器没打进中国市场。

　　如今，中国的助听器市场每年的实际销售额约11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增加，这个市场每年以15%至20%的速度增长。在2000多万助听器材需求者中，一般认为有一半来自老龄人口。

　　一个特殊背景是，空巢老人增多。这部分老人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生活。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助听器逐渐成为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目前对中国老年性听力损失发病率的统计差异较大，下限是35%，最高达98.9%，影响语言频率的患者比例为90%。

　　如果无法借助助听器等得到缓解，老年性耳聋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与外界交流减少，大脑运动减少，增加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

　　然而，面对如此市场，天津市助听器厂只能用出租房屋的租金补贴助听器——为了给工人们发工资，把三分之二的厂房租给了夜总会和酒楼。这两年租户的商业效益也不好，收取租金要花费很大精力。

　　说起2014年10月上旬在广东举办的老年人用品博览会，唐惠德和一旁的厂领导都伸长了脖子：“我们想去！可是没有钱！”

　　失灵的台湾模式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老龄用品业正处于初创阶段，基本起步于残疾人事业——大量产品都与残疾人康复用品交叉重叠。

　 “正是得益于残联的帮扶，我们才发展到今天！”在天津慈济康复器材厂，身兼董事长、总经理和厂长三职的张克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慈济办公楼大厅，一个大大的牌子上写着“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

　　张克霞原本是天津市政府的翻译。上世纪90年代公派日本期间，因母亲偏瘫，她给母亲买过助行器和轮椅车，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在日本的十几年里，她目睹了这个国家残疾人的生活方式，回国便径直找到天津残联，“想看看我们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

　　看到残疾儿童被硬性固定在凳子上时，她掉下泪来——“我们竟然连个设备都没有！”于是辞掉“铁饭碗”，起灶办厂—— “想把国外的产品国内化”。

　　她的“笨办法”是把一些高福利国家的老龄用品买过来，拆开研究，再生产。

　　现在，慈济康复器材厂500多种产品里的自主研发产品已高达90%，十多个厂房遍布全国，还销往日本、德国等五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劳动力成本低，比外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但在国内市场，我们和国外品牌竞争，拼的是更多更好的本土服务。”她以海尔冰箱为榜样——服务取胜。

　 “但是，有些高端产品，我们还差得远。比如老人沐浴设备和大小便设备，又比如无障碍坡道，我们和人家的材料都不一样。我们用铝合金，人家用的是钛合金。无论是材料进口，还是技术研发，对我们来说都太贵了。”张克霞举例说，铝合金一公斤不到25元，而钛合金则要到400元到600元。

　　而且，钛合金材料是机械加工行业公认的最难加工的材料之一，其加工成本是材料价值的数倍到数十倍。“我们在同行业中位居前三，但是做事需要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张克霞说。

　　中国市场上目前有2000多种老龄用品，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几乎全部拥有这些产品。

　　总经理毛勇曾任联合国难民署驻华难民办的项目官员。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托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为实现中心科研与行业市场的无缝对接，为开拓先进的康复辅具在国内的产业化发展，为形成、树立国内辅具行业的一流、本土品牌而出现的。”

　　这个中心的前身是民政部于1979年成立的假肢研究所，经院士联名上书，于2006年升格为研发中心、民政部正局级事业单位。第二年毛勇到研发中心工作，从党办副主任、综合部副主任、兼职公司副总一步步走到今天。

　　然而，由最初的行政工作，到现在的市场化运营，由原来被动的执行到现在主动的统筹，却令他一度辗转难眠——如何调整，适应角色的转换，是他内心的巨大挑战。

　　在他任总经理之前，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因是与台湾成立的合资企业，彼时总经理由台方出任，不料在台湾成功经销的模式在大陆却严重失灵。

　　台湾老板让热情洋溢的推销员“深入营销”，甚至连足疗按摩店都不放过。

　　在养老用品成熟的台湾市场，零售足以打造出成功的家族企业。然而，大陆对此类产品的消费观念尚需培养，仅靠热忱、服务乃至低价还无法打开市场。

　　毛勇以前一直在从事行政工作，对市场运行不熟悉，“为了摸索符合公司的发展之路，无论是去超市、商场还是去门店、卖场，以及每天的电视广播，只要与经济相关、与企业发展有益，我都会认真研究学习、借鉴他们的商业模式。”

　　谁来管管竞争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轮椅生产国，年产量在400万辆以上。但产品科技含量总体较低，缺乏创新，高端产品主要被国外公司垄断。而在中低端市场，质量不佳、功能不完善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反而高。

　　毛勇指出弊端所在——中国老龄用品业缺乏标准和准入制度。

　　民政系统和残联系统虽有现行的相关检测，但因国家没有出台硬性的检测规定。所以在市场上，往往是价钱更低的好卖。

　　张克霞亦称老龄用品业准入无门槛——“一些皮包公司就三五个人，产品质量没保障，但人家便宜，就有人愿买！”

　　更有大量无牌无证厂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譬如市场上越来越多电动、燃油动力的“老年代步车”，多是非法组装产品，不仅没有合法的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和保险，车辆驾驶者也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毛勇称，标准化是规范行业发展、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的重要技术手段。

　　日本老龄产业的发达便得益于其丰硕的标准化成果。其标准非常细致，大到一般性的消费产品，小到衣服扣子的形状和使用，都有相应的标准。

　　而中国，现行的老龄产业相关国家标准有七项、行业标准有八项，却仅有一项涉及老龄用品业。

　　比如，目前老龄用品业有相当部分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产品标准主要参考医疗器械标准，没有专门针对老龄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研发乏力的问题对于天津助听器厂更为致命。“助听器生产是世界性采购。比如话筒和耳机用美国楼氏公司的，芯片用瑞典的。其他的就是看产品设计。”唐惠德解释说。

　　他的企业现在最主销的产品是两款中功率模拟机，分别为628元和680元。但这不是外国品牌的主销产品，“他们主销的数字助听器，用电脑芯片来控制，一般都在三四千元以上。”他说。

　　据他介绍，此前全国残联的科技助残项目和原国家科委的863计划分别由中科院、清华大学牵头，以图攻克数字助听器的芯片难题。

　　最终，中科院做出了“组装样品”，但芯片难题石沉大海，未有回响。

　　天津助听器厂也是被国产助听器的溃败所裹挟：早在外国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上世纪90年代，1999年的国产助听器产品质量抽查显示，40%的产品不合格。虽然天津市助听器厂产品全部合格。

　　在广东，一些城市存在着自发形成的助听器一条街，助听器多在百元左右。由此批发到全国的助听器，长时间佩戴还会损害佩戴者的听力。然而中国还没有明确对助听器销售的管理规定。

　　由于仅有不多的“国产助听器”的知识产权和定价权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外公司，而且独资企业核心研发部门几乎都没有进入中国——虽然有临床试验基地和展示中心——在消费电子产品不断降价的同时，中国市场的高档助听器价格一直在攀升。

　　由此，本来就不愿意消费的这一代老龄人口，更加拒绝使用助听器或被迫选择低端产品。

　　助听器市场20多年间形成的现状，被党俊武认为缺乏对国内市场的足够保护。

　　其实这些中国制造业在过去若干年中都遇到的问题——竞争、标准、门槛、准入……都已在不同行业得到了一定解决。

　　可是，“这么个东西有什么重要的？”曾有官员这样质疑企业提出的减税需求。

　　中国企业能做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讲，张克霞企业的“活力”来自于产品的多样化：500多种产品，小至残障人用的筷子、防洒碗、拾物器等，大至各种康复设备、各种治疗床及水疗机等，尤为突出的是不锈钢蝶形浴、步行浴及带有儿童趣味型水疗池等在中国独占鳌头。

　　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亦如此：虎口用力的筷子、360度可调弯度的勺子、带吸盘防洒的盘碟……

　　但张克霞期待——“低息贷款、科研经费倾斜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做实事的好大帮助！”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她希望可以争取到科研经费做更多自主研发，却苦于没有门路。 “或者，哪个部门给我们研发一些好产品，我们来生产销售也是好的！”她更希望与科研单位共同研发更好的产品。

　 “要救活我们很容易，政府采购中个几百万元的标的，或者把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拨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活过来了！”唐惠德则感慨营生之艰苦，仍未放弃希望。

　　但是，如果真有人一次采购一万台，他们却会傻眼——因为连买材料的钱都不够。

　　当然，对于唐惠德来说，似乎可以采取更激进的销售策略，“外国产品卖1000元，给经销商350元；我们的产品卖100元，批发还要80元。经销商都没有积极性。”

　　某次，一家著名外国企业曾报过6000元一台的助听器，在未能中标后，卖600元一台。

　　他们一次都没中过标，现在的招标会，“一次都不去，因为以前去了多次也都没有用。”

　　所以，本来想着就这么收厂房租金混日子，十八大以后的反腐又让他看到了曙光。

　　不仅如此，“健康”的政府采购还有望放大——以助听器为例，毕竟目前的政府采购也仅每年一两万对的量级。

　　党俊武则说：“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中国老龄产业的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既没有对老龄产品进口的限制政策，也没有对国际资本在中国投资老龄产业行为的规范政策。”

　　在毛勇心中，有一副壮阔的蓝图。“老龄用品的使用不仅实现给老人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关心老年群体的同时，也必须关注那些为这个群体服务的护理人员，社会亟需科技化、标准化、人性化的辅具产品应用于服务人群，只有让服务人群解放出来、轻松工作，才能更好地为老年群体真正做好服务。”

　　他在编织一张大网，等待“春露谷雨，果子落地”。

　　在雾霾笼罩下的天津市助听器厂二楼，唐惠德指着一堆东西告诉本刊记者，那是微缝吸声材料，世界首创——他们声学工程的研究成果。但现在资金困难，他们连专利费都不准备缴纳了。

　　唐惠德自我安慰：“这没什么，当年舒伯特的小夜曲还写在菜单纸上！” 当然，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底气是——“反正别人也生产不出来！我们是首创，天津市助听器厂虽然不景气，但也沉淀和积累了很多特种技术和经验。”

　　微缝吸声材料适用于坑道等特殊环境消声、吸声，美国一家做军事电子芯片的公司想和天津助听器厂合作，但被拒绝。“我们希望国人来用，为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唐惠德说，“助听器人仍然还在做梦，只要招标不腐败，我们就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吸声材料得到应用，我们也有希望！”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陈融雪）

　　

       老龄用品之问

　　全球共有60000种老龄用品，日本就有40000种，而中国市场上只有2000多种

　　专门为老年人设计、制造的用品，正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老龄化国家建设以及老年人优待政策。

　　根据此前《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老年人优待是政府和社会在做好公民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在医、食、住、用、行、娱等方面，积极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补贴、优先优惠和便利服务，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目前与中国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由于过去30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家庭结构以及传统养老习惯，能否为居家独处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便利，已成为一个关系国家前进、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比如，老年人如何安全、便捷地洗澡——卫生间已成为对老年人及其家庭威胁最大的场所，大多数导致老年人瘫痪或去世的摔伤，都发生在这里。

　　在日美等老龄产业发达的国家，通过老龄用品——特殊防滑地板、自动洗澡机乃至专门的卫生间装修，有效降低了这一隐患。

　　不过，在全球60000多种老龄产品中，中国市场可见的只有2000多种。而日本则有40000多种。

　　虽然早在“十五”期间就提出了对老龄产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费用减免、信贷支持等措施，乃至“十二五”期间提出完善老龄产业政策等，但中国的老龄产品企业还远未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被独资”的助听器市场

　　右手边是海鲜大酒楼，后面是一家夜总会KTV，虽然白天里霓虹招牌并不璀璨，但仍然足以遮掩天津市助听器厂的标牌——破旧的两层小厂房，是中国最早以及最专业的助听器厂。

　　现在这个场景，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的话说——“惨痛”。而对于今天中国上千万老龄人口来说，听力辅助器材市场可观。

　 “按照中国残联2006年统计，中国有2780万需要听力辅助器材的人，虽然现在只有每年几十万的市场，但我们每年的销售量也不过一万。”

　　在二楼的厂长办公室，董事长唐惠德告诉本刊，中国助听器市场已基本为六大国外巨头所垄断——瑞士峰力，德国西门子，美国斯达克，丹麦奥迪康、瑞声达和唯听。

　 “丹麦就有三大品牌。我们有2000多万听力辅助器材需求者，而丹麦全国只有2000多万人口。”唐惠德说。

　　天津市助听器厂于1960年建厂。唐惠德自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已工作了40多年，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该厂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期，他曾亲自给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验配助听器。

　　也有领导人在外国品牌助听器店配助听器不理想，到天津市助听器厂才配上满意的助听器。

　 “当时好些同志从国外回来，都给小平同志带助听器，但没有一个他满意的。301医院副院长姜泗长就找我去给小平配。小平很满意，把别人送的外国产品转送给陈锡联上将，但陈锡联上将也来找我，直接就说‘要配和小平一样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外国品牌进驻中国，还得找天津市助听器厂合作。

　 “西门子、斯达康都和我们合作过。做来料加工、组装销售，但慢慢地，我们就被他们赶出来了。”唐惠德回忆说，“很多中国人给他们出主意，要独资，后来这些中国人就去那里做负责人去了。”其中不少人就来自天津市助听器厂的国内竞争对手。

　　就此，在助听器市场上，外商独资逐渐逼退国企和合资企业。

　　1987年丹麦的达那福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国内生产耳背式助听器的外国厂家。1991年峰力打进中国市场，奥迪康则在南京建组装线。

　　1995年至1996年德国西门子和美国斯达克分别在苏州建厂生产助听器。1998年加拿大奥机托、丹麦唯听分别在成都、上海建立办事处。到新世纪初期，只有日本助听器没打进中国市场。

　　如今，中国的助听器市场每年的实际销售额约11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增加，这个市场每年以15%至20%的速度增长。在2000多万助听器材需求者中，一般认为有一半来自老龄人口。

　　一个特殊背景是，空巢老人增多。这部分老人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和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生活。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助听器逐渐成为老年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目前对中国老年性听力损失发病率的统计差异较大，下限是35%，最高达98.9%，影响语言频率的患者比例为90%。

　　如果无法借助助听器等得到缓解，老年性耳聋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与外界交流减少，大脑运动减少，增加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

　　然而，面对如此市场，天津市助听器厂只能用出租房屋的租金补贴助听器——为了给工人们发工资，把三分之二的厂房租给了夜总会和酒楼。这两年租户的商业效益也不好，收取租金要花费很大精力。

　　说起2014年10月上旬在广东举办的老年人用品博览会，唐惠德和一旁的厂领导都伸长了脖子：“我们想去！可是没有钱！”

　　失灵的台湾模式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老龄用品业正处于初创阶段，基本起步于残疾人事业——大量产品都与残疾人康复用品交叉重叠。

　 “正是得益于残联的帮扶，我们才发展到今天！”在天津慈济康复器材厂，身兼董事长、总经理和厂长三职的张克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慈济办公楼大厅，一个大大的牌子上写着“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

　　张克霞原本是天津市政府的翻译。上世纪90年代公派日本期间，因母亲偏瘫，她给母亲买过助行器和轮椅车，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在日本的十几年里，她目睹了这个国家残疾人的生活方式，回国便径直找到天津残联，“想看看我们的残疾人是怎么生活的。”

　　看到残疾儿童被硬性固定在凳子上时，她掉下泪来——“我们竟然连个设备都没有！”于是辞掉“铁饭碗”，起灶办厂—— “想把国外的产品国内化”。

　　她的“笨办法”是把一些高福利国家的老龄用品买过来，拆开研究，再生产。

　　现在，慈济康复器材厂500多种产品里的自主研发产品已高达90%，十多个厂房遍布全国，还销往日本、德国等五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劳动力成本低，比外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但在国内市场，我们和国外品牌竞争，拼的是更多更好的本土服务。”她以海尔冰箱为榜样——服务取胜。

　 “但是，有些高端产品，我们还差得远。比如老人沐浴设备和大小便设备，又比如无障碍坡道，我们和人家的材料都不一样。我们用铝合金，人家用的是钛合金。无论是材料进口，还是技术研发，对我们来说都太贵了。”张克霞举例说，铝合金一公斤不到25元，而钛合金则要到400元到600元。

　　而且，钛合金材料是机械加工行业公认的最难加工的材料之一，其加工成本是材料价值的数倍到数十倍。“我们在同行业中位居前三，但是做事需要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康复设备第一品牌’！”张克霞说。

　　中国市场上目前有2000多种老龄用品，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几乎全部拥有这些产品。

　　总经理毛勇曾任联合国难民署驻华难民办的项目官员。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是依托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的技术优势，“为实现中心科研与行业市场的无缝对接，为开拓先进的康复辅具在国内的产业化发展，为形成、树立国内辅具行业的一流、本土品牌而出现的。”

　　这个中心的前身是民政部于1979年成立的假肢研究所，经院士联名上书，于2006年升格为研发中心、民政部正局级事业单位。第二年毛勇到研发中心工作，从党办副主任、综合部副主任、兼职公司副总一步步走到今天。

　　然而，由最初的行政工作，到现在的市场化运营，由原来被动的执行到现在主动的统筹，却令他一度辗转难眠——如何调整，适应角色的转换，是他内心的巨大挑战。

　　在他任总经理之前，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因是与台湾成立的合资企业，彼时总经理由台方出任，不料在台湾成功经销的模式在大陆却严重失灵。

　　台湾老板让热情洋溢的推销员“深入营销”，甚至连足疗按摩店都不放过。

　　在养老用品成熟的台湾市场，零售足以打造出成功的家族企业。然而，大陆对此类产品的消费观念尚需培养，仅靠热忱、服务乃至低价还无法打开市场。

　　毛勇以前一直在从事行政工作，对市场运行不熟悉，“为了摸索符合公司的发展之路，无论是去超市、商场还是去门店、卖场，以及每天的电视广播，只要与经济相关、与企业发展有益，我都会认真研究学习、借鉴他们的商业模式。”

　　谁来管管竞争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轮椅生产国，年产量在400万辆以上。但产品科技含量总体较低，缺乏创新，高端产品主要被国外公司垄断。而在中低端市场，质量不佳、功能不完善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反而高。

　　毛勇指出弊端所在——中国老龄用品业缺乏标准和准入制度。

　　民政系统和残联系统虽有现行的相关检测，但因国家没有出台硬性的检测规定。所以在市场上，往往是价钱更低的好卖。

　　张克霞亦称老龄用品业准入无门槛——“一些皮包公司就三五个人，产品质量没保障，但人家便宜，就有人愿买！”

　　更有大量无牌无证厂家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譬如市场上越来越多电动、燃油动力的“老年代步车”，多是非法组装产品，不仅没有合法的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和保险，车辆驾驶者也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毛勇称，标准化是规范行业发展、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的重要技术手段。

　　日本老龄产业的发达便得益于其丰硕的标准化成果。其标准非常细致，大到一般性的消费产品，小到衣服扣子的形状和使用，都有相应的标准。

　　而中国，现行的老龄产业相关国家标准有七项、行业标准有八项，却仅有一项涉及老龄用品业。

　　比如，目前老龄用品业有相当部分属于医疗器械行业，产品标准主要参考医疗器械标准，没有专门针对老龄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研发乏力的问题对于天津助听器厂更为致命。“助听器生产是世界性采购。比如话筒和耳机用美国楼氏公司的，芯片用瑞典的。其他的就是看产品设计。”唐惠德解释说。

　　他的企业现在最主销的产品是两款中功率模拟机，分别为628元和680元。但这不是外国品牌的主销产品，“他们主销的数字助听器，用电脑芯片来控制，一般都在三四千元以上。”他说。

　　据他介绍，此前全国残联的科技助残项目和原国家科委的863计划分别由中科院、清华大学牵头，以图攻克数字助听器的芯片难题。

　　最终，中科院做出了“组装样品”，但芯片难题石沉大海，未有回响。

　　天津助听器厂也是被国产助听器的溃败所裹挟：早在外国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上世纪90年代，1999年的国产助听器产品质量抽查显示，40%的产品不合格。虽然天津市助听器厂产品全部合格。

　　在广东，一些城市存在着自发形成的助听器一条街，助听器多在百元左右。由此批发到全国的助听器，长时间佩戴还会损害佩戴者的听力。然而中国还没有明确对助听器销售的管理规定。

　　由于仅有不多的“国产助听器”的知识产权和定价权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外公司，而且独资企业核心研发部门几乎都没有进入中国——虽然有临床试验基地和展示中心——在消费电子产品不断降价的同时，中国市场的高档助听器价格一直在攀升。

　　由此，本来就不愿意消费的这一代老龄人口，更加拒绝使用助听器或被迫选择低端产品。

　　助听器市场20多年间形成的现状，被党俊武认为缺乏对国内市场的足够保护。

　　其实这些中国制造业在过去若干年中都遇到的问题——竞争、标准、门槛、准入……都已在不同行业得到了一定解决。

　　可是，“这么个东西有什么重要的？”曾有官员这样质疑企业提出的减税需求。

　　中国企业能做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讲，张克霞企业的“活力”来自于产品的多样化：500多种产品，小至残障人用的筷子、防洒碗、拾物器等，大至各种康复设备、各种治疗床及水疗机等，尤为突出的是不锈钢蝶形浴、步行浴及带有儿童趣味型水疗池等在中国独占鳌头。

　　北京达福康辅助器具技术有限公司亦如此：虎口用力的筷子、360度可调弯度的勺子、带吸盘防洒的盘碟……

　　但张克霞期待——“低息贷款、科研经费倾斜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做实事的好大帮助！”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她希望可以争取到科研经费做更多自主研发，却苦于没有门路。 “或者，哪个部门给我们研发一些好产品，我们来生产销售也是好的！”她更希望与科研单位共同研发更好的产品。

　 “要救活我们很容易，政府采购中个几百万元的标的，或者把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拨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活过来了！”唐惠德则感慨营生之艰苦，仍未放弃希望。

　　但是，如果真有人一次采购一万台，他们却会傻眼——因为连买材料的钱都不够。

　　当然，对于唐惠德来说，似乎可以采取更激进的销售策略，“外国产品卖1000元，给经销商350元；我们的产品卖100元，批发还要80元。经销商都没有积极性。”

　　某次，一家著名外国企业曾报过6000元一台的助听器，在未能中标后，卖600元一台。

　　他们一次都没中过标，现在的招标会，“一次都不去，因为以前去了多次也都没有用。”

　　所以，本来想着就这么收厂房租金混日子，十八大以后的反腐又让他看到了曙光。

　　不仅如此，“健康”的政府采购还有望放大——以助听器为例，毕竟目前的政府采购也仅每年一两万对的量级。

　　党俊武则说：“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中国老龄产业的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既没有对老龄产品进口的限制政策，也没有对国际资本在中国投资老龄产业行为的规范政策。”

　　在毛勇心中，有一副壮阔的蓝图。“老龄用品的使用不仅实现给老人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关心老年群体的同时，也必须关注那些为这个群体服务的护理人员，社会亟需科技化、标准化、人性化的辅具产品应用于服务人群，只有让服务人群解放出来、轻松工作，才能更好地为老年群体真正做好服务。”

　　他在编织一张大网，等待“春露谷雨，果子落地”。

　　在雾霾笼罩下的天津市助听器厂二楼，唐惠德指着一堆东西告诉本刊记者，那是微缝吸声材料，世界首创——他们声学工程的研究成果。但现在资金困难，他们连专利费都不准备缴纳了。

　　唐惠德自我安慰：“这没什么，当年舒伯特的小夜曲还写在菜单纸上！” 当然，他觉得自己真正的底气是——“反正别人也生产不出来！我们是首创，天津市助听器厂虽然不景气，但也沉淀和积累了很多特种技术和经验。”

　　微缝吸声材料适用于坑道等特殊环境消声、吸声，美国一家做军事电子芯片的公司想和天津助听器厂合作，但被拒绝。“我们希望国人来用，为的是使中国富强起来。”唐惠德说，“助听器人仍然还在做梦，只要招标不腐败，我们就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吸声材料得到应用，我们也有希望！”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陈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