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老年人口都有哪些特点？

　　前 言

　　长期以来，中国老年人的自身状况导致人们形成了关于老年人的一些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即认为中国的老年人通常都是文化水平很低、思想落后保守、身体素质较差、经济状况窘迫的，因而他们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养老压力和负担。

　　然而，老年群体并不是静止的，随着年轻人群相继进入老年，老年人内部始终处于动态“换血”之中，“新一代”老年人与“老一代”老年人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将适用于“老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政策直接套用在“新一代”老年人身上是不适宜的。

　　就中国而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大规模、快速的老龄化高潮时期，即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相比于目前已经处于老年阶段的人口队列，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如：

　　“新一代”老年人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新一代”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新一代”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
　　“新一代”老年人口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
　　“新一代”老年人口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我们做养老行业的同仁只有了解到这些才能做好准备，为他们设计出更适合的设施、提供更加对应的服务。

　　“新一代”老年人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不断加剧，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单化、关系松散化以及居住离散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已十分罕见，一代户和两代户则成为当下主流的家庭类型，其中有近四成（37.6%）的家庭内只剩一代人，这一代人还通常都是老年人。

　　现阶段，中国空巢老人已经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一半，总量突破一亿，其中，单独一人居住的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将继续攀升。

　　“新一代”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的人口出生队列由于成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明显甚至巨大的差异。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的提高而降低的总体趋势，也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为“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0年，45-5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接近9年，而60-6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减少至6.5年，8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仅有3.3年。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来看，年龄越低的人口队列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高。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接近18%，45-5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为6%，而60岁及以上各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都不超过4.3%。从文盲人口比重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降低而快速下降的趋势。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80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比重高达44%，60-69岁人口的文盲比重已快速下降至12%，45-54岁人口中只有不到2%的人为文盲，而25-34岁人口中更是仅剩0.7%的人为文盲。

　　由于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受教育程度越高，因而相比于2010年时已经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在未来二三十年的老龄化高潮期内，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新一代”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8.29亿人，而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9.6%。与受教育程度类似，互联网的使用比例也呈现出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互联网普及率越高。

　　能否使用互联网是衡量老年人接受新事物，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力的重要指标。对老年人而言，是否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和生活质量。互联网是构建智慧养老模式所需依托的重要技术平台，也是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养老能力提升的重要科技手段。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增强将会使他们比现阶段的老年人生活得更便利、更丰富多彩。

　　例如，随着电子商务和物流业的发展，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的老年人足不出户便能轻松实现各类生活用品的购买，这使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购物自理。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还将极大地改变老年人的通讯方式、信息获取方式和娱乐方式，使老年人的精神文娱生活更为丰富。

　　“新一代”老年人口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

　　从家庭财富总量来看，现阶段60-64岁的人口家庭财富拥有量最高，其次是55-59岁的人口。基本上25-64岁的人口在财富拥有量上，都远高于目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现阶段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房产已成为其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财富总量中，房产所占比例超过70%，在城市中，房产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更是高达近80%，房产已然成为家庭财富中的绝对“大头”。因而，在衡量家庭的财富水平和经济状况时，不能仅仅考虑收入因素，而应将是否拥有房产以及所拥有房产的货币价值也充分考虑在内。

　　从代际生命历程来看，这批“有房族”是十分幸运的。他们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成长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中，他们或是通过单位福利分配或是以比较低的价格自行购买，而拥有了至少一套房产。随着房产的价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使他们轻松实现了丰厚的财富积累，具备突出的经济优势，而且在住房私有化且可流通的背景下，他们的房产能够转换成货币或其他类型的财富以满足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当他们陆续步入老年后，将成为最“不差钱”的一代老年人，只要具备足够有效且便捷的置换途径，他们所拥有的房产便能转变成帮助他们换取养老服务的有力的资金支持，这将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养老产品及服务消费欲望和消费实力。

　　“新一代”老年人口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目前，中国八成左右的住房能提供自来水和配有独立厨房；六成多的住房能够使用煤气/天然气和配有洗浴设施；一半多的住房配有冲水式厕所和暖气/空调设备；四成多的住房拥有网络。无论住房设施的升级还是其他生活环境的改善，都能使人们生活起来更为便捷省力，这无疑是“老年友好”的。老年群体面临着生理机能的日渐衰退和身体素质的不断下滑，这会导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持续弱化。而生活环境极大改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自理对于生理机能和身体素质的要求不断下降，也即能够帮助老年人在一种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下，更为轻松地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理。

　　举例来说，在过去较差的居住条件下，洗澡对于手腿无力的老年人而言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但现代淋浴设备的普及则大大减少了洗澡的准备环节，使整个洗浴过程变得简单易行。可以预见，今后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有望在更长的生命历程中实现部分甚至完全的自理，自理预期寿命将持续延长。

　　在未来二三十年老龄化高潮时期，步入老年的“新一代”老年人所展现出的诸多新特征，对未来养老政策的设计颇具启发意义。结合“新一代”老年人的新特征，未来养老政策设计可以开拓两条新思路。

　　其一，未来的养老政策设计要在现有养老政策专注于养老物质保障及资金支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引导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真正实现在“物质搞上去”的同时，确保“服务跟上来”。

　　其二，养老政策设计要尽可能紧密地与“新一代”老年人的自身优势相结合，将老年人自身优势有效转化为养老资源和养老力量，进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

　　前 言

　　长期以来，中国老年人的自身状况导致人们形成了关于老年人的一些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即认为中国的老年人通常都是文化水平很低、思想落后保守、身体素质较差、经济状况窘迫的，因而他们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养老压力和负担。

　　然而，老年群体并不是静止的，随着年轻人群相继进入老年，老年人内部始终处于动态“换血”之中，“新一代”老年人与“老一代”老年人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将适用于“老一代”老年人的养老政策直接套用在“新一代”老年人身上是不适宜的。

　　就中国而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大规模、快速的老龄化高潮时期，即将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相比于目前已经处于老年阶段的人口队列，有着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如：

　　“新一代”老年人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新一代”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新一代”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
　　“新一代”老年人口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
　　“新一代”老年人口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我们做养老行业的同仁只有了解到这些才能做好准备，为他们设计出更适合的设施、提供更加对应的服务。

　　“新一代”老年人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老年生活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不断加剧，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单化、关系松散化以及居住离散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三四代“同堂而居”的家庭已十分罕见，一代户和两代户则成为当下主流的家庭类型，其中有近四成（37.6%）的家庭内只剩一代人，这一代人还通常都是老年人。

　　现阶段，中国空巢老人已经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一半，总量突破一亿，其中，单独一人居住的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规模将继续攀升。

　　“新一代”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的人口出生队列由于成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明显甚至巨大的差异。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的提高而降低的总体趋势，也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为“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0年，45-5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接近9年，而60-6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减少至6.5年，8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仅有3.3年。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来看，年龄越低的人口队列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越高。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25-3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接近18%，45-5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为6%，而60岁及以上各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都不超过4.3%。从文盲人口比重来看，其呈现出随年龄降低而快速下降的趋势。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80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比重高达44%，60-69岁人口的文盲比重已快速下降至12%，45-54岁人口中只有不到2%的人为文盲，而25-34岁人口中更是仅剩0.7%的人为文盲。

　　由于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受教育程度越高，因而相比于2010年时已经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在未来二三十年的老龄化高潮期内，相继步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新一代”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8.29亿人，而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9.6%。与受教育程度类似，互联网的使用比例也呈现出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即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互联网普及率越高。

　　能否使用互联网是衡量老年人接受新事物，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力的重要指标。对老年人而言，是否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和生活质量。互联网是构建智慧养老模式所需依托的重要技术平台，也是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养老能力提升的重要科技手段。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增强将会使他们比现阶段的老年人生活得更便利、更丰富多彩。

　　例如，随着电子商务和物流业的发展，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的老年人足不出户便能轻松实现各类生活用品的购买，这使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购物自理。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还将极大地改变老年人的通讯方式、信息获取方式和娱乐方式，使老年人的精神文娱生活更为丰富。

　　“新一代”老年人口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

　　从家庭财富总量来看，现阶段60-64岁的人口家庭财富拥有量最高，其次是55-59岁的人口。基本上25-64岁的人口在财富拥有量上，都远高于目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现阶段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房产已成为其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家庭财富总量中，房产所占比例超过70%，在城市中，房产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更是高达近80%，房产已然成为家庭财富中的绝对“大头”。因而，在衡量家庭的财富水平和经济状况时，不能仅仅考虑收入因素，而应将是否拥有房产以及所拥有房产的货币价值也充分考虑在内。

　　从代际生命历程来看，这批“有房族”是十分幸运的。他们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成长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中，他们或是通过单位福利分配或是以比较低的价格自行购买，而拥有了至少一套房产。随着房产的价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使他们轻松实现了丰厚的财富积累，具备突出的经济优势，而且在住房私有化且可流通的背景下，他们的房产能够转换成货币或其他类型的财富以满足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当他们陆续步入老年后，将成为最“不差钱”的一代老年人，只要具备足够有效且便捷的置换途径，他们所拥有的房产便能转变成帮助他们换取养老服务的有力的资金支持，这将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养老产品及服务消费欲望和消费实力。

　　“新一代”老年人口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目前，中国八成左右的住房能提供自来水和配有独立厨房；六成多的住房能够使用煤气/天然气和配有洗浴设施；一半多的住房配有冲水式厕所和暖气/空调设备；四成多的住房拥有网络。无论住房设施的升级还是其他生活环境的改善，都能使人们生活起来更为便捷省力，这无疑是“老年友好”的。老年群体面临着生理机能的日渐衰退和身体素质的不断下滑，这会导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持续弱化。而生活环境极大改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自理对于生理机能和身体素质的要求不断下降，也即能够帮助老年人在一种更差的身体健康状况下，更为轻松地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理。

　　举例来说，在过去较差的居住条件下，洗澡对于手腿无力的老年人而言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但现代淋浴设备的普及则大大减少了洗澡的准备环节，使整个洗浴过程变得简单易行。可以预见，今后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有望在更长的生命历程中实现部分甚至完全的自理，自理预期寿命将持续延长。

　　在未来二三十年老龄化高潮时期，步入老年的“新一代”老年人所展现出的诸多新特征，对未来养老政策的设计颇具启发意义。结合“新一代”老年人的新特征，未来养老政策设计可以开拓两条新思路。

　　其一，未来的养老政策设计要在现有养老政策专注于养老物质保障及资金支持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引导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真正实现在“物质搞上去”的同时，确保“服务跟上来”。

　　其二，养老政策设计要尽可能紧密地与“新一代”老年人的自身优势相结合，将老年人自身优势有效转化为养老资源和养老力量，进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