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速度惊人：18年走完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进程

　　不知从何时起，“广场舞”成了热门词汇。每当华灯初上，全国各地的广场、公园里都会响起欢歌劲曲，几十甚至上百位中老年人聚在一起，随着节拍欣然起舞。简洁有力的动作、节奏欢快的音乐、平常的大爷大妈，这些普普通通的元素让这项群众运动风靡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与其探讨老年人为何如此热衷广场舞，倒不如先发此问——广场舞何时有了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无数老年人在广场上尽情展现精神风貌和生活愿景的时候，旁人却在惊叹于中国老年人群体已经如此庞大。

　　广场和公园传来的不是欢歌劲舞，而是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的一声警笛。

　　变“老”的中国

　　中国的的确确正以惊人的速度“变老”。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7%以上人口超过65岁，或者10%以上人口超过60岁，即视为该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11月底，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也就是说，根据联合国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变老”趋势正在以奔跑的速度向前发展。

　　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据联合国预测，1990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2.5%，而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中国老龄化速度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照此推算，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约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24%，届时全世界每4个老人之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

　　虽然说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说，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必然趋势。但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个世纪，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速度何其惊人。

　　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许多层面尤其是经济引发了许多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相应地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例如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己达1万至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1万美元的占36%，3000至10000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人均GNP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于是，“人活着，钱没了”这种未富先老便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准备不足”

　　对于未富先老的快速老龄化，我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未备先老——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并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

　　按照服务地点分类，我国的养老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其中，家庭养老是长期以来的主要模式。

　　中国在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养儿防老、家长的主导地位、几代同堂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选择家庭养老的人们，他们生活在家庭中，感到“熟悉”和“自由”，经济上也比较划算，从社会的角度考虑，家庭养老的社会硬件设施成本几乎为零。但家庭养老在新形势下的脆弱性显示出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社会的人际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工作负担加重，致使家庭养老的人力成本剧增，一般家庭难以承受，赡养者疲惫不堪。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已进入婚育年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便成为了社会的主要家庭模式。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全国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家庭要赡养二三位老人。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出于对医疗保险体系的担忧，家庭积极储蓄，不敢增加消费支出。再加上有许多家庭并没有条件将老人接来照顾，于是便造成了许多空巢家庭。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在城市各个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老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里，享受服务中心提供的营养和医疗护理以及心理咨询，并由服务中心派出经过训练的养老护理员按约定定时到老人家中为老人提供做饭、清扫、整理房间等家务服务和陪护老人、倾听老人诉说的亲情服务。这种社区养老虽然使费用降低，但往往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具有医学或护理学专业知识背景的高层次护养人员非常少，一些社区仅能配备一名专职医生，难以满足老年人日常保健的需求。

　　机构养老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养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但目前这些机构服务方式单一，服务人员专业能力有待加强，基本停留在对于生活可以自理者提供住宿、卫生、饮食等服务。而且收费往往较高，老人们脱离熟悉的环境，也极不适应。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如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了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威胁，由此带来的疾病负担也不断增大。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疾病负担占到了当年GDP的12.9%，其中慢性病就达到8.1%，而40%来自于老年人。

　　新的养老方式正被呼唤

　　依据全国老龄委《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城市中48.5%的老年人有各种各样显示的养老服务需求，其中需要家政服务的占25.22%，需要护理服务的占18.04%，需要聊天解闷的占13.79%，需要法律援助服务的占2.25%，但是从满足程度上来看，总的满足率只有15.9%，其中家政服务满足率2.25%，护理服务满足率8.3%。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表现，距离社会需求尚有较大的差距。

　　与此同时，近几年养老金开支每年都在快速增长。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2012年总支出达到15562亿元，比上年增长21.9%;2013年总支出为18470亿元，比上年增长18.7%。

　　养老金开支压力日增，而养老金整体保值增值的情况却不容乐观。2013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达到2993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专户存款为24218亿元，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出为1234亿元，暂付款为2544亿元，债券投资为54亿元，委托运营资金为595亿元，协议存款为1285亿元。其中各级财政专户存款、委托运营资产分别占比80.92%、1.99%。目前，这笔规模庞大的养老金主要存于银行，考虑到GDP的快速增长和CPI的居高不下，贬值在所难免。

　　一方面是经济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是需求的急切上涨，相对于老龄化进程加快，城市的养老体系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的局面更令人担忧，新的养老方式正被急切呼唤。例如，国内一些城市已开始探索多元化的老人服务，例如有的城市推出了智能化养老平台，将陪护、膳食服务、代领代购等10个居家养老服务新项目纳入其中，与百余家家政、养老机构签订服务协议。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改变，传统单一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这已是事实。因此，养老服务及项目的多元化或许将是一个新的趋势。

    （中国产经新闻报  刘佳）

　　不知从何时起，“广场舞”成了热门词汇。每当华灯初上，全国各地的广场、公园里都会响起欢歌劲曲，几十甚至上百位中老年人聚在一起，随着节拍欣然起舞。简洁有力的动作、节奏欢快的音乐、平常的大爷大妈，这些普普通通的元素让这项群众运动风靡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与其探讨老年人为何如此热衷广场舞，倒不如先发此问——广场舞何时有了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无数老年人在广场上尽情展现精神风貌和生活愿景的时候，旁人却在惊叹于中国老年人群体已经如此庞大。

　　广场和公园传来的不是欢歌劲舞，而是中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的一声警笛。

　　变“老”的中国

　　中国的的确确正以惊人的速度“变老”。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7%以上人口超过65岁，或者10%以上人口超过60岁，即视为该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11月底，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也就是说，根据联合国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变老”趋势正在以奔跑的速度向前发展。

　　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据联合国预测，1990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2.5%，而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中国老龄化速度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照此推算，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约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24%，届时全世界每4个老人之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

　　虽然说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说，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必然趋势。但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个世纪，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速度何其惊人。

　　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许多层面尤其是经济引发了许多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相应地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例如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己达1万至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1万美元的占36%，3000至10000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人均GNP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于是，“人活着，钱没了”这种未富先老便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准备不足”

　　对于未富先老的快速老龄化，我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未备先老——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并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

　　按照服务地点分类，我国的养老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其中，家庭养老是长期以来的主要模式。

　　中国在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养儿防老、家长的主导地位、几代同堂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选择家庭养老的人们，他们生活在家庭中，感到“熟悉”和“自由”，经济上也比较划算，从社会的角度考虑，家庭养老的社会硬件设施成本几乎为零。但家庭养老在新形势下的脆弱性显示出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社会的人际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工作负担加重，致使家庭养老的人力成本剧增，一般家庭难以承受，赡养者疲惫不堪。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已进入婚育年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便成为了社会的主要家庭模式。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全国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家庭要赡养二三位老人。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出于对医疗保险体系的担忧，家庭积极储蓄，不敢增加消费支出。再加上有许多家庭并没有条件将老人接来照顾，于是便造成了许多空巢家庭。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在城市各个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老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里，享受服务中心提供的营养和医疗护理以及心理咨询，并由服务中心派出经过训练的养老护理员按约定定时到老人家中为老人提供做饭、清扫、整理房间等家务服务和陪护老人、倾听老人诉说的亲情服务。这种社区养老虽然使费用降低，但往往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具有医学或护理学专业知识背景的高层次护养人员非常少，一些社区仅能配备一名专职医生，难以满足老年人日常保健的需求。

　　机构养老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养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但目前这些机构服务方式单一，服务人员专业能力有待加强，基本停留在对于生活可以自理者提供住宿、卫生、饮食等服务。而且收费往往较高，老人们脱离熟悉的环境，也极不适应。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如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了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威胁，由此带来的疾病负担也不断增大。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疾病负担占到了当年GDP的12.9%，其中慢性病就达到8.1%，而40%来自于老年人。

　　新的养老方式正被呼唤

　　依据全国老龄委《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城市中48.5%的老年人有各种各样显示的养老服务需求，其中需要家政服务的占25.22%，需要护理服务的占18.04%，需要聊天解闷的占13.79%，需要法律援助服务的占2.25%，但是从满足程度上来看，总的满足率只有15.9%，其中家政服务满足率2.25%，护理服务满足率8.3%。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表现，距离社会需求尚有较大的差距。

　　与此同时，近几年养老金开支每年都在快速增长。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2012年总支出达到15562亿元，比上年增长21.9%;2013年总支出为18470亿元，比上年增长18.7%。

　　养老金开支压力日增，而养老金整体保值增值的情况却不容乐观。2013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达到2993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专户存款为24218亿元，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出为1234亿元，暂付款为2544亿元，债券投资为54亿元，委托运营资金为595亿元，协议存款为1285亿元。其中各级财政专户存款、委托运营资产分别占比80.92%、1.99%。目前，这笔规模庞大的养老金主要存于银行，考虑到GDP的快速增长和CPI的居高不下，贬值在所难免。

　　一方面是经济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是需求的急切上涨，相对于老龄化进程加快，城市的养老体系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的局面更令人担忧，新的养老方式正被急切呼唤。例如，国内一些城市已开始探索多元化的老人服务，例如有的城市推出了智能化养老平台，将陪护、膳食服务、代领代购等10个居家养老服务新项目纳入其中，与百余家家政、养老机构签订服务协议。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改变，传统单一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这已是事实。因此，养老服务及项目的多元化或许将是一个新的趋势。

    （中国产经新闻报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