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孔得仁，读孟得义

　　读孔得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

　　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

　　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

　　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

　　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

　　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

　　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

　　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

　　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

　　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

　　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

　　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

　　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

　　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

　　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

　　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

　　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

　　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

　　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

　　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

　　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

　　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

　　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

　　让她受不了的是：

　　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

　　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

　　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

　　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读孟得义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

　　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

　　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

　　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

　　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

　　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

　　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

　　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

　　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

　　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

　　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

　　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

　　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

　　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

　　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

　　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

　　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

　　读孔得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

　　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

　　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

　　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

　　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

　　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

　　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

　　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

　　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

　　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

　　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

　　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

　　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

　　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

　　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

　　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

　　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

　　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

　　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

　　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

　　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

　　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

　　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

　　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

　　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

　　让她受不了的是：

　　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

　　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

　　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

　　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

　　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

　　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读孟得义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

　　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

　　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

　　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

　　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

　　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

　　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

　　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

　　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

　　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

　　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

　　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

　　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

　　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

　　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

　　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

　　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