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壮士 于 2021-8-16 11:59 编辑
说起外交官这个名词,相信很多人的心目中都会出现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如果要说在我国近代史上最出色的外交官,那自然是周总理当之无愧,相信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是没有任何异议。而发生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事件,也充分说明周总理的外交能力确实是让大家望尘莫及。
其实在大家的心目中,周总理不仅是一个拥有超高智商的人物,而且周总理的情商也是非常高。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周总理遇到任何问题几乎都能够从容镇静地处理好。即便是一些人犯下了大错误,周总理处理起来也会让人如沐春风,让人在和风细雨中便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人们对周总理也是交口称赞。
但是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外交事故,却让周总理十分震怒。
01、1973年的外交事故到底是什么?
时间推回到1972年,此时的中国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希腊正式建立了良好的邦交关系。我国和希腊都秉承着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且平等互利的原则,在这样的大方针下双方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在正式确立了双方是邦交关系之后,两国都表示将会在6个月的时间内互派大使。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1972年12月2日周伯萍被任命为驻希腊首位外交大使。在次年3月28日,周伯萍终于向希腊王国递交了国书,自此驻希腊的外交生涯便正式开始了。
在中希两国刚刚建立邦交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事物接踵而至,而且周伯萍处事也是非常严谨认真,凡事都力求亲力亲为。
我们知道处理外交事物不比其他事情简单,因为很多时候外交官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态度。因此,在驻希腊大使馆的时候,工作人员几乎会将所有的大事小事都逐一汇报给周伯萍,凡事都必须经过周伯萍的检查和审核,最终才能给出处理意见。
而就在周伯萍驻希腊大使馆的同年,希腊王国这边也准备派出副首相马卡雷佐斯到中国进行访问。希腊王国派使者访华自然是大事,而周伯萍作为驻希腊的外交大使,自然要与希腊的外交部进行交涉,经过几次三番的商议最终确定了马卡雷佐斯的访华事宜。
终于在1973年5月7日这天,周伯萍与希腊外交部商议完成一切访华事宜。等到周伯萍从希腊外交部出来的时候,已然是下午一点十五分了,经过大半天的高强度工作,此时的周伯萍脑袋已经昏昏沉沉。
而就在周伯萍打开车窗准备稍作放松的时候,竟然发现今天的希腊街道格外热闹,甚至街上的警车数量也明显增加了不少。
作为一位合格的外交官,周伯萍对这样周围环境的敏感度还是非常高的,他第一时间就觉得今天希腊肯定有什么重要的外交活动正在进行。
然而,在周伯萍的行程里似乎并没有其他安排,于是他就询问随行的翻译人员,今天是否有什么重要的活动?而随行的翻译人员显然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直接摇头表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待周伯萍终于抵达大使馆的时候,他依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就让随行的翻译人员去查询近日送来的请帖,看看是否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政治活动。
而当天值班的人员却是一位英语翻译能力并不强的新人,在接到周伯萍身边翻译人员的询问之后,便立即着手查找起来。
这一查让这位值班人员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他在查找请帖的过程中,看到了一张署名科威克的请帖。这位英语翻译能力不强的工作人员看到开头字母是“K”的时候,心中便默认为这是科威特大使馆发来的邀请。
这位翻译能力不强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份请帖的时候,下意识地问周伯萍的随行翻译员:“你们是刚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的吗?”
翻译人员听到这样的询问,立即觉得事情并不简单。于是在惊慌中拿过请帖看了一眼,也许正是因为翻译员心慌,他并没有仔细阅读请帖的内容,而只是看了一下时间是当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
此时的翻译人员已经十分惊慌,他放下请帖赶紧去向周伯萍汇报。他并不知道这并不是科威特大使馆发来的请帖,而且时间也不是今天。翻译员找到周伯萍立即将请帖上的内容转述给周伯萍,并且十分焦急地告诉周伯萍:“时间恐怕还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周伯萍明显也慌了,立即问翻译:“科威特大使馆在哪里?距离我们远不远?”待翻译告诉周伯萍并不远的时候,周伯萍立即下命令:“即刻就去!”
我们知道正常的外交程序都是比较复杂的,外交大使要想外出进行外交活动,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周密安排。但是这次事发突然,而且活动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自然来不及准备那么多。
要知道,如果收到对方的请帖但是不去参加活动,这在外交活动中是非常失礼,所以事急从权,周伯萍带着翻译人员和司机立即出发了。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司机和随行的翻译人员并不认识去往科威特大使馆的路,因此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实际上走错了会场,这才是后面外交事故发生的致命原因。司机竟然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以色列外交代表的官邸,而街上之所以显得十分热闹,也正是因为这里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要知道此时的中国和以色列是根本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在国际上双方都没有彼此承认过对方。
因此,中国的外交大使显然是不应该出现在以色列的国庆庆典上。然而,因为周伯萍司机并不清楚科威特大使馆的具体位置,所以一路跟着车流来到了以色列外交官的官邸。
周伯萍一行人紧赶慢赶终于到达了以色列外交官的官邸。然而,周伯萍本身来希腊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不认识以色列外交代表也并不感到稀奇。而周伯萍理所当然地将以色列代表当作科威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为了自己迟到还特意向对方进行了解释,并且对于他们的庆典表示诚挚的祝贺。
要知道,在联合国第26届联大会议上,以色列代表可是支持了中国“驱蒋纳我”的提案,而此时中国的外交大使又高调出现在以色列的国庆典礼上,这让很多记者看到了背后特殊的深意。
有记者大胆向周伯萍提问,他出席活动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谁知道翻译人员在翻译记者提问的时候,又出现了翻译错误,使得周伯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走错地方。直到美国的记者将周伯萍出席以色列国庆庆典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周伯萍才知道自己闹了一个怎样的乌龙。周伯萍从罗马尼亚大使的回答中,才知道在短短的十分钟时间里他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祸。
02、雅典事件发生之后,周伯萍是如何补救?
众所周知在1973年的时候,以色列的问题在国际上可是十分敏感,各个阿拉伯国家都是非常仇视甚至痛恨以色列。
在周伯萍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之后,他反而冷静了下来,没有考虑该如何去推卸责任,而是积极想办法避免此次乌龙事件进一步恶化。
周伯萍仔细思考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讨论雅典事件的弥补办法。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之后,周伯萍等人决定实施三项措施。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大使说明我方是误入以色列外交部官邸,而我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其次就是立即向我国外交部报告此次错误的详细情况,并作初步检查;最后要向驻希腊大使馆内的全体人员通报情况,希望大家能够从此次失误中吸取教训。
中国外交部显然没有想到周伯萍会在匆忙之中出现如此大的失误,但是经过再三思虑,还是同意了周伯萍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但是在了解了雅典事件的始末之后,外交部则立即致电周伯萍要求他尽快回国。
外交部处理此次事件的方法十分严肃,这让周伯萍等人的心情很是忐忑不安,一方面为自己犯下的大错自责不已,另一方面则因为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处分而十分不安。尤其是周伯萍身边的随行翻译员更是自责不已,甚至向周伯萍哭诉忏悔,是他的粗心大意断送了周伯萍的大好前程。
虽然周伯萍知道这次错误非常严重,但是并没有过多苛责翻译人员,甚至还反过来宽慰翻译员。终于平复好翻译员的心情之后,周伯萍也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在他回国承担责任以后,翻译员能够吸取此次教训,在日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
很快周伯萍便回到了中国,在机场见到了新闻司的副司长王珍,而王珍则悄悄地向周伯萍透露:“对于此次“雅典事件”周总理十分震怒,甚至直言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特大丑闻,必须从严查处。”
王珍的话外之音则是提醒周伯萍要做好思想准备,好在周伯萍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自己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周伯萍的认错态度非常积极,刚回到北京之后便连夜向组织写了检讨,深刻反思自己在“雅典事件”中所犯下的错误。
而周总理在看到“雅典事件”的 报告之后,仍然十分震怒,甚至直言丢尽周家脸面!最终周总理同意了外交部的处罚结果,不仅给予周伯萍相应的处分,还让他停下一切工作在家学习一段时间。
03、恩威并施!毛主席修改两处内容
外交部对于周伯萍的处罚报告批示之后,随即便交到了毛主席那里。但是毛主席在看到对周伯萍的处罚报告之后,将周伯萍的错误定义为“没有调研的结果”。至于周伯萍的认错态度,在毛主席看来也是值得肯定,所以将周总理批示得“较好”改成了“很好”。
殊不知经过毛主席简单的修改之后,周伯萍犯下的错误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也并没有牵连太多的工作人员。
当然,周总理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并没有异议,只是让外交部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执行,同时也让外交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给予周伯萍适当的鼓励。
直到对外通报按照毛主席的修改进行改正之后,周伯萍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也意味着“雅典事件”终于彻底解决了。后来周伯萍表示,对于“雅典事件”他已经意识到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所以对于周总理及其外交部的处理意见,他认为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没想到毛主席最终会修改处罚内容,尽管毛主席对于他也是予以否定,但同时也给予自己鼓励,让他感到十分幸运。
不得不说毛主席这招恩威并施十分凑效,不仅让周伯萍同志充分反思了自己的错误,也让他在日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和领导人的信任。
04、周总理面对“雅典事件”为何如此震怒?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周总理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十分谦和,那为何独独面对“雅典事件”的时候十分震怒?这还得从周总理当时的自身处境说起。
1973年的中国处于非常特殊的境况。虽说当时已经没有了纷飞的战火,但是整个华夏大地仍然处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周总理作为新中国重要的领导人,每天都忙于开会、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或者接见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等事宜。
周总理深知自己的肩上扛着祖国和党的重任,所以即便工作再繁重他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正是因为如此高强度工作,让周总理身心俱疲,而且在紧要关头,周总理还患上膀胱癌。
当年周总理的医疗小组组长回忆说,如果周总理只是普通的患者,即便是得了膀胱癌,只要进行定期的治疗和调养休息,还是能够很好控制住病情,而且治愈的希望也是很大。显然周总理并不是普通的患者,他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好好治疗和休息。无数的事情等待着周总理去处理,周总理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只能拖着病体苦苦支撑。
那个时期的中国离不开周总理,所以周总理只能让自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停地工作,别说休息一段时间,就连休息半天都是奢侈。终于悲剧还是发生了,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终究还是将周总理压垮了,周总理无奈倒下了。在医疗小组的强烈建议下,周总理终于提出在家休息两周。
虽说周总理说请假在家养病,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停下手头的工作来调养身体,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国家大大小小的事件还是不断被送到周总理手里,等待他的决断。而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此时的周总理一点也不为过分,加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总理可谓是分身乏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周伯萍那里传来了荒谬的“雅典事件”,周总理听说之后震怒也是情理之中。
05、周总理为何会说丢尽周家脸面
周总理的震怒因为各种原因还能勉强解释,但是周总理在面对周伯萍犯下的错误之后,说的那句“丢尽周家脸面”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要知道周总理和周伯萍两个人都姓周,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李先念和方毅则率先向周伯萍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对此周伯萍也进行了正面回应,他表示自己是安徽合肥人,而周总理的故乡则是江苏淮安,两地之间相距甚远。而且周伯萍还表示仅仅在他的老家合肥西乡,姓周的就分为九族,所以和周总理也只是凑巧都姓周,根本就是同姓不同宗。
至于周总理为何会说丢尽周家脸面,恐怕也只是周总理在盛怒之下的宣泄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而周伯萍在国内反思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便被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开启新的事业。
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伯萍仍在阿尔及利亚大使的任上,并没有特意回国悼念,这也打消了众人心中的疑虑,认为他们之间真的只是凑巧都姓周。直到晚年周伯萍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才承认,当时他对李先念和万毅两人说了假话,当然这也是他对他们俩说过的唯一一句假话。
周伯萍并非和周总理没有任何关系,周总理实际上是周伯萍的堂叔。只不过当时为了在工作上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周伯萍和周总理才对众人闭口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
周总理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繁荣大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所作出的功绩即便是到今天,大家依然能够如数家珍。而且周总理在晚年时期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仍然舍弃自己一心为了国家,这样的精神着实值得我们钦佩。
因此,在国家建设的紧要关头,周伯萍竟然一个不小心,犯下“雅典事件”如此荒谬的错误,这让周总理震怒也是能够理解。
当然,虽说外人不知道周总理和周伯萍之间的关系,但是周总理的心里十分清楚。周总理对于自己这个侄儿抱有很高的期望也是正常,谁知道周伯萍在担任驻希腊大使的时候因为粗心大意,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周总理对其失望也是意料之中。
俗话说得好,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在盛怒之下周总理才会说出“丢尽周家脸面”这句话。
当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周伯萍在犯下大错之后并没有想到逃避,而是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补救措施,将错误影响降低到了最小,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对其过于苛责。
周伯萍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是兢兢业业,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很多重大的贡献,功劳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过失,也是一位值得我们钦佩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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