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周朝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姜太公，即吕尚（史称太公望；史书皆称吕尚、吕望；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炎帝之后本为姜姓，因其先祖伯夷为尧帝四岳，在舜帝时为秩宗，典朕三礼，佐大禹平水土功劳很大，为禹帝的股肱重臣，受封为吕侯，被赐姓姜，封于吕地（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董营村，姜子牙就出生在董营村），并建立诸侯国吕国。为吕氏始祖，后世从其封氏（根据先秦及之前胙土命氏男子称氏的规定），故曰吕尚。享齐国祀者必吕氏，故史记云：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故为吕氏，曰吕尚。姜子牙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
　　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
　　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
　　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
　　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招诱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三妖被姜尚及大周军士斩首示众。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昌乐县营邱镇驻地）。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参见周公东征），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为逃避战乱，祖孙后代改姓了丁（因北方的姜与南方的丁同音）位于湖南常德一带。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姜太公，即吕尚（史称太公望；史书皆称吕尚、吕望；俗称姜太公、姜子牙），为炎帝之后本为姜姓，因其先祖伯夷为尧帝四岳，在舜帝时为秩宗，典朕三礼，佐大禹平水土功劳很大，为禹帝的股肱重臣，受封为吕侯，被赐姓姜，封于吕地（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董营村，姜子牙就出生在董营村），并建立诸侯国吕国。为吕氏始祖，后世从其封氏（根据先秦及之前胙土命氏男子称氏的规定），故曰吕尚。享齐国祀者必吕氏，故史记云：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故为吕氏，曰吕尚。姜子牙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
　　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
　　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
　　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
　　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招诱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三妖被姜尚及大周军士斩首示众。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昌乐县营邱镇驻地）。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参见周公东征），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为逃避战乱，祖孙后代改姓了丁（因北方的姜与南方的丁同音）位于湖南常德一带。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