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教授钱理群将进养老院，看中国到底该如何养老？

钱理群教授

       近日，前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微博表示，他的老同学钱理群夫妇已在酝酿前往养老院居住，此外，钱理群教授身体一切都好，计划于养老院内继续开展研究和写作工作，据悉，钱理群教授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其夫人罹病后，无法再长期照料二人生活。

温儒敏教授微博透露钱理群夫妇将前往养老院居住

       在祝福钱老晚年安康之余，网友也开始纷纷热议这一决定的恰当与否，有人疑问“理解，无奈，无语。搁在发达国家，钱理群这样的大学者，哪至于进养老院！”有人关切“找不到可靠的生活秘书或家庭保姆么？”也有人表示敬佩之余谈到“钱兄还不到80岁，住养老院似稍早”。不过，更多的网友持支持的态度，并表示“这就是未来人的普通生活方式”、“养老社会化是进步”。

       在原博下进行评论的网友多属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群体，本应在社会议题上有一定意见聚合的他们，在面对养老院养老时却产生了巨大的意见差异。我们是否应当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养老？他们能够在养老院度过一个美满的晚年吗？在老龄人口已达约2.12亿、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这些问题显得尤为引人关切。

       道德争议：养老院是出路还是逃避？

       在问及是否愿意将父母送入养老院时，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一位女性公务员坦诚，独生子女、双职工，4:2:1的家庭结构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极为常见，子女必须担负起供养整个家庭的责任，工作的八个多小时基本在外，余下的时间也需要用于一天工作后的休息和消遣，真正照料和关心老人的时间可谓微乎其微，父母健康还好说，若是有任何心理、生理问题，白天八小时就成为了无人看护的危险时刻。送到养老院，有人照顾了，也有同龄人可以聊天，安全有保证的同时，老人的心灵也能得到慰藉。不过她强调，送长辈到养老院并不意味着取消了子女的义务，自己依旧有对父母在精神上、情感上慰藉、经济上扶助支持的责任。

       而对于另一些家庭而言，养老院则成为了不仅是可欲的，甚至也是必需的选择。在老人重病卧床的情况下，看护和照料的工作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更不要说最长一辈极为年迈，甚至子女都已退休的家庭了。不少起初极有“孝心”的子女，在亲历了长时间的精神斗争后，不得不决定将父母送往有专业看护服务的养老机构，一位有着此类经历的男性白领最后用“解放”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决定对他生活的意义。

       但对此，也有不少人表示不同的意见。养老院中老人的生存状态几乎成为了所有反对者一致的靶子。一些有着切身经历的人表示，虽然当初的决定无可奈何，但现在依旧有着一定的遗憾，在他看来，当时他所选取的公立养老院中老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等死”，老人在其中的生活只有暮气，没有希望，看护照料虽然齐全，但老人的精神上却缺乏希望和乐趣。另一名网友在看到诸多社会新闻的相关报道及听到周围朋友的故事后，感到恐慌，直言无法相信老人在其中身心是否不受虐待、真正获得悉心照料。

       在谈到实际不送父母前往养老院的理由时，一些人则表示，专业优质的养老院往往收费颇为高昂，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与此同时，一些比较合算的公立养老院，却由于床位占满、排队人数多，而需要等待一年以上的排队期。

       更有民办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表示，目前该类机构往往不适合不能自理的老人居住：在利润微薄、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看护员无法做到时时刻刻地对人服务，不得不以捆绑等方式限制一些意识不清、或有危险举动倾向的老人的自由，更不要提专业的聊天服务。一位养老院院长提及，国内不少养老院并没有专门的痴呆病区，如果事先没有处理好，一旦发生意外（比如自家老人伤害到另一位老人），甚至会有不小的法律纠纷。

       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爷爷就居住在养老机构中。剧中养老院的生活常受揶揄和讽刺，进入养老院的老人虽然有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在精神上和社会认同上往往丧失尊严。

       总之，支持将老人送至养老院的理由，往往有减轻家庭负担、老人摆脱孤单、专业看护照料等，而反对理由往往诉诸现有养老院建设不健全、费用高昂、精神关怀缺乏、社会上虐待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等，不过，就日前一个公共微博账号询问“中国人为什么无法接受将父母送养老院？”的结果而言，超过八成的网友表示，最终还是孝心情感约束着他们难以做出将父母送往养老院的决定。

       供需矛盾：慢！机构养老现实吗？

       从总体情况来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就已重视居民的养老问题。人口控制政策、人口结构老龄化，都导致了需要养老服务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缺乏子女照料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在三年前的一场研讨会上，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勇介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50年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83亿。届时我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我国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空巢老人比例高。到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1.08亿，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失能老年人将达到1亿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占54%以上。

       而与此相对，2014年9月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显示，全国养老服务机构供需失衡，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仅为20张左右。远远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全部甚至部分需求。其中，只有9%的民办养老机构才有盈利，就在这样非常有限的数量里，仍有80%的盈利率低于5%。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扶植或模式转型，任何的突发状况、资金波动、政策变化，对这些已在巨大压力下的民办机构而言，都可能成为不可预测的打击。

       从我国现有的、自“十一五”规划开始的“9073”养老模式来看，最终预计进入养老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口将只有3%（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因此，也许对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先不要说送不送老人到养老院，还是得先考虑是否存在着养老院的空床位，以及在没有可能进入养老院养老的前提下如何安排老人和自己的晚年。从现有条件来看，养老院养老，远远不是“未来人的普通生活方式”。

       真实困局：笨蛋，是医护！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应不应当将老人送去养老院的争议，其实就是因为人们对这样一个决定能否满足老人各方面需要、能够减轻家庭其他成员负担的方案有太过不同的看法。那么，老人的需求是什么呢？它得到满足了吗？

       在2011年一项针对上海市居家养老的研究中，上海交通大学章晓懿教授发现，对25.2万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上海老人而言，其首要的需求就是助医需求，占百分之70%，相类似的，助洁服务的需求度则占66%，而助餐服务诸如社区统一派送盒饭、康乐服务（如陪老人聊天），需求度则只占三成和两成。针对这样一个老人的首要需求，该调查却发现，老人对助医服务的满意度却普遍不及对助洁服务和助餐服务的满意度。至于康乐服务，老人则普遍感到不理想。

       同时，在上海接受的老人群体，只有两成有健全的自理能力，50%以上对协助服务有轻度依赖，20%以上中度和重度依赖。这样一个群体的要求也许能反映当下中国养老的主要困境，今天中国老人的养老需求（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不在于向老有所乐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上，而在于基本的医疗护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上。

       在西安交通大学左冬梅教授等人针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慢性病所致的护理要求是老年人意愿入住养老院的重要动机之一，慢性病数越多，他们的意愿也就更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老人极为特殊的心理就在于，当他们丧失大多自理能力时，反而更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学者推测，这或与农村老人在孝道维持的家庭中更有安全感相关。

       那么，我国现有的养老机构到底怎样回应了老人这样的需求呢？就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出资兴办的公立养老机构往往多收住健康老人，甚至有一部分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情况。即使没有有意的社会排斥，这些失能半失能老人也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办法享受在养老机构中安度晚年的机会。可以说，极为有限的公立养老机构资源却并未能用在最需要的家庭上。

       养老出路：机构兜底与居家为主

       就当前的养老问题，学者纷纷建言：

       一、关于机构养老：公立机构要兜底，民办机构要专业。

       对于公立机构，陈友华教授指出，政府应当更明确自己应处的角色。要设立一个公开的养老服务对象的标准，依照这个对象通过基层组织等进行筛查，在这个标准内的老人，应当优先和主要地享受公立的机构养老资源。也就是说，对于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政府要优先照料，在这里，公立机构养老应当类似低保，成为一个为社会问题兜底的机制。对于经济比较宽裕的、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鼓励居家养老，或在民办机构养老。

       而就目前的民办养老机构而言，正如不少居民和学者所观察到的，完全可以进行更精细的专业分工。如在全护理、半护理、阿兹海默症等病症专门护理方面，提高自己擅长部分的品质，做出市场细分。针对一些专门的服务对象，也可以与医疗机构定向合作，将医疗和养老连接在一起，吸引财有余力的居民购买服务。

       二、关于居家养老：政府角色要清晰，医疗问题要配套。

       就学者所观察到的，政府在居家养老方面，有时不得不同时是规则制定者、监督者和服务提供者。

       在提供服务这方面，一方面对早期的基础的居家养老网络建设而言，政府具备巨大的行政资源和法律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政府的工程往往过于粗放，缺乏市场、机构对老人需求的高敏感度，而受托的基层组织，主要是村委会、居委会，其本身工作繁重、职能复杂、专业能力弱，要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在力有不逮。政府不妨把基层组织从一些居家养老服务中解放出来，将这一部分外包给社会机构，而做好其他的两个工作。

钱理群教授

       近日，前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微博表示，他的老同学钱理群夫妇已在酝酿前往养老院居住，此外，钱理群教授身体一切都好，计划于养老院内继续开展研究和写作工作，据悉，钱理群教授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其夫人罹病后，无法再长期照料二人生活。

温儒敏教授微博透露钱理群夫妇将前往养老院居住

       在祝福钱老晚年安康之余，网友也开始纷纷热议这一决定的恰当与否，有人疑问“理解，无奈，无语。搁在发达国家，钱理群这样的大学者，哪至于进养老院！”有人关切“找不到可靠的生活秘书或家庭保姆么？”也有人表示敬佩之余谈到“钱兄还不到80岁，住养老院似稍早”。不过，更多的网友持支持的态度，并表示“这就是未来人的普通生活方式”、“养老社会化是进步”。

       在原博下进行评论的网友多属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群体，本应在社会议题上有一定意见聚合的他们，在面对养老院养老时却产生了巨大的意见差异。我们是否应当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养老？他们能够在养老院度过一个美满的晚年吗？在老龄人口已达约2.12亿、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这些问题显得尤为引人关切。

       道德争议：养老院是出路还是逃避？

       在问及是否愿意将父母送入养老院时，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一位女性公务员坦诚，独生子女、双职工，4:2:1的家庭结构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极为常见，子女必须担负起供养整个家庭的责任，工作的八个多小时基本在外，余下的时间也需要用于一天工作后的休息和消遣，真正照料和关心老人的时间可谓微乎其微，父母健康还好说，若是有任何心理、生理问题，白天八小时就成为了无人看护的危险时刻。送到养老院，有人照顾了，也有同龄人可以聊天，安全有保证的同时，老人的心灵也能得到慰藉。不过她强调，送长辈到养老院并不意味着取消了子女的义务，自己依旧有对父母在精神上、情感上慰藉、经济上扶助支持的责任。

       而对于另一些家庭而言，养老院则成为了不仅是可欲的，甚至也是必需的选择。在老人重病卧床的情况下，看护和照料的工作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更不要说最长一辈极为年迈，甚至子女都已退休的家庭了。不少起初极有“孝心”的子女，在亲历了长时间的精神斗争后，不得不决定将父母送往有专业看护服务的养老机构，一位有着此类经历的男性白领最后用“解放”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决定对他生活的意义。

       但对此，也有不少人表示不同的意见。养老院中老人的生存状态几乎成为了所有反对者一致的靶子。一些有着切身经历的人表示，虽然当初的决定无可奈何，但现在依旧有着一定的遗憾，在他看来，当时他所选取的公立养老院中老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等死”，老人在其中的生活只有暮气，没有希望，看护照料虽然齐全，但老人的精神上却缺乏希望和乐趣。另一名网友在看到诸多社会新闻的相关报道及听到周围朋友的故事后，感到恐慌，直言无法相信老人在其中身心是否不受虐待、真正获得悉心照料。

       在谈到实际不送父母前往养老院的理由时，一些人则表示，专业优质的养老院往往收费颇为高昂，超出自己的承受范围，与此同时，一些比较合算的公立养老院，却由于床位占满、排队人数多，而需要等待一年以上的排队期。

       更有民办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表示，目前该类机构往往不适合不能自理的老人居住：在利润微薄、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看护员无法做到时时刻刻地对人服务，不得不以捆绑等方式限制一些意识不清、或有危险举动倾向的老人的自由，更不要提专业的聊天服务。一位养老院院长提及，国内不少养老院并没有专门的痴呆病区，如果事先没有处理好，一旦发生意外（比如自家老人伤害到另一位老人），甚至会有不小的法律纠纷。

       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爷爷就居住在养老机构中。剧中养老院的生活常受揶揄和讽刺，进入养老院的老人虽然有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在精神上和社会认同上往往丧失尊严。

       总之，支持将老人送至养老院的理由，往往有减轻家庭负担、老人摆脱孤单、专业看护照料等，而反对理由往往诉诸现有养老院建设不健全、费用高昂、精神关怀缺乏、社会上虐待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等，不过，就日前一个公共微博账号询问“中国人为什么无法接受将父母送养老院？”的结果而言，超过八成的网友表示，最终还是孝心情感约束着他们难以做出将父母送往养老院的决定。

       供需矛盾：慢！机构养老现实吗？

       从总体情况来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就已重视居民的养老问题。人口控制政策、人口结构老龄化，都导致了需要养老服务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缺乏子女照料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在三年前的一场研讨会上，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朱勇介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50年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83亿。届时我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我国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空巢老人比例高。到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1.08亿，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失能老年人将达到1亿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占54%以上。

       而与此相对，2014年9月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显示，全国养老服务机构供需失衡，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仅为20张左右。远远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全部甚至部分需求。其中，只有9%的民办养老机构才有盈利，就在这样非常有限的数量里，仍有80%的盈利率低于5%。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扶植或模式转型，任何的突发状况、资金波动、政策变化，对这些已在巨大压力下的民办机构而言，都可能成为不可预测的打击。

       从我国现有的、自“十一五”规划开始的“9073”养老模式来看，最终预计进入养老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口将只有3%（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因此，也许对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先不要说送不送老人到养老院，还是得先考虑是否存在着养老院的空床位，以及在没有可能进入养老院养老的前提下如何安排老人和自己的晚年。从现有条件来看，养老院养老，远远不是“未来人的普通生活方式”。

       真实困局：笨蛋，是医护！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应不应当将老人送去养老院的争议，其实就是因为人们对这样一个决定能否满足老人各方面需要、能够减轻家庭其他成员负担的方案有太过不同的看法。那么，老人的需求是什么呢？它得到满足了吗？

       在2011年一项针对上海市居家养老的研究中，上海交通大学章晓懿教授发现，对25.2万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上海老人而言，其首要的需求就是助医需求，占百分之70%，相类似的，助洁服务的需求度则占66%，而助餐服务诸如社区统一派送盒饭、康乐服务（如陪老人聊天），需求度则只占三成和两成。针对这样一个老人的首要需求，该调查却发现，老人对助医服务的满意度却普遍不及对助洁服务和助餐服务的满意度。至于康乐服务，老人则普遍感到不理想。

       同时，在上海接受的老人群体，只有两成有健全的自理能力，50%以上对协助服务有轻度依赖，20%以上中度和重度依赖。这样一个群体的要求也许能反映当下中国养老的主要困境，今天中国老人的养老需求（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不在于向老有所乐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上，而在于基本的医疗护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上。

       在西安交通大学左冬梅教授等人针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慢性病所致的护理要求是老年人意愿入住养老院的重要动机之一，慢性病数越多，他们的意愿也就更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老人极为特殊的心理就在于，当他们丧失大多自理能力时，反而更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学者推测，这或与农村老人在孝道维持的家庭中更有安全感相关。

       那么，我国现有的养老机构到底怎样回应了老人这样的需求呢？就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出资兴办的公立养老机构往往多收住健康老人，甚至有一部分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情况。即使没有有意的社会排斥，这些失能半失能老人也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办法享受在养老机构中安度晚年的机会。可以说，极为有限的公立养老机构资源却并未能用在最需要的家庭上。

       养老出路：机构兜底与居家为主

       就当前的养老问题，学者纷纷建言：

       一、关于机构养老：公立机构要兜底，民办机构要专业。

       对于公立机构，陈友华教授指出，政府应当更明确自己应处的角色。要设立一个公开的养老服务对象的标准，依照这个对象通过基层组织等进行筛查，在这个标准内的老人，应当优先和主要地享受公立的机构养老资源。也就是说，对于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政府要优先照料，在这里，公立机构养老应当类似低保，成为一个为社会问题兜底的机制。对于经济比较宽裕的、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鼓励居家养老，或在民办机构养老。

       而就目前的民办养老机构而言，正如不少居民和学者所观察到的，完全可以进行更精细的专业分工。如在全护理、半护理、阿兹海默症等病症专门护理方面，提高自己擅长部分的品质，做出市场细分。针对一些专门的服务对象，也可以与医疗机构定向合作，将医疗和养老连接在一起，吸引财有余力的居民购买服务。

       二、关于居家养老：政府角色要清晰，医疗问题要配套。

       就学者所观察到的，政府在居家养老方面，有时不得不同时是规则制定者、监督者和服务提供者。

       在提供服务这方面，一方面对早期的基础的居家养老网络建设而言，政府具备巨大的行政资源和法律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政府的工程往往过于粗放，缺乏市场、机构对老人需求的高敏感度，而受托的基层组织，主要是村委会、居委会，其本身工作繁重、职能复杂、专业能力弱，要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在力有不逮。政府不妨把基层组织从一些居家养老服务中解放出来，将这一部分外包给社会机构，而做好其他的两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