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 原 与 楚 辞

　　一、屈原生平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

　　在楚国，他生活在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期，这是楚国历史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战国的大环境中，屈原又生逢“合纵”、“连横”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时候。

　　战国七雄中，秦、楚、齐三国国力最强（秦国改革彻底，军事力量最强；齐国滨海，最为富庶；楚之疆域最大），都具有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条件。这三国中又以秦、楚斗争最为尖锐。屈原的一生始终处在时代斗争的漩涡之中。

　　屈原年轻时颇有才干，“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再加上他出身于王室公族（当时楚国有屈、景、昭三氏同为公族），所以，大约在他23岁左右，被封为“左徒”之职，其地位仅次于“令尹”（楚相）。

　　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担负着楚国的内政改革和外交事务。屈原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统一中国。这使屈原受到楚王信任，努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图有所作为、实现“美政”的时期。

　　但是几年之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了。

　　怀王曾令“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这是说屈原受怀王重托，起草改革宪令。而代表旧贵族集团利益的上官大夫想探知宪令的内容，屈原不告诉他，上官大夫试图抢夺，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后来上官大夫到怀王那里进谗言，挑拨怀王与屈原之间的关系，怀王轻信上官大夫的话，疏远了屈原。

　　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包括屈原）对顷襄王和子兰当初鼓动怀王赴秦之约而导致怀王死于秦、楚国蒙受奇耻大辱之事，十分愤慨，对顷襄王和子兰颇有怨愤之辞。于是“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被逐出郢都，放逐在江南长江及沅湘流域的荒野之地，过着长期飘泊愁苦的生活。他沿江而下到过鄂渚（今湖北武汉市）、陵阳（大概在今安徽境内），再折返溯江而上过洞庭，到辰阳、溆浦（均属今湖南省），再过洞庭到达汩罗江畔，历时二十年。

　　然而，正是因为流放，使得屈原广泛地接触了底层的人民群众，也接触了丰富生动的楚国民间文化，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光辉的诗篇。诗人的不幸，正是文学史的万幸，人生的悲剧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二、楚辞之花

　　屈原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诗歌。汉成帝时期的刘向，把以屈原的诗歌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汇编成集，题名为《楚辞》，后世就以“楚辞”作为屈原作品的代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离骚》等作品。

　　《离骚》，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篇光辉千古的杰作，诗中体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全诗洋溢着政治热情，充满了丰富的想象，采用了奇特的象征，运用了巨大的夸张，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同时以香草美人作比喻，代指君臣政治上的协调，从而构成庞大的比兴体系。

　　诗中还大量运用当时的楚地方言，“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有着鲜明的楚民族特色，是楚文化的优秀代表。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首诗中的名句。
《湘君》、《湘夫人》以舜帝与二妃的传说为题材，写出了“湘君”与“湘夫人”的深深爱恋和苦苦相思，是中国古代最具艺术意味也最为感人的爱情诗。

　　传说尧帝将帝位禅让给舜，并且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与舜为妃。后来舜帝南巡安抚少数民族，死于苍梧，葬在九疑山。二妃因牵挂、思念舜帝，便南下潇湘千里寻夫。当她们得知丈夫已死，伤心的泪水洒落在竹丛中，竹叶为之尽斑（后世称之为斑竹，又称湘妃竹）。随后，二妃也投水而死，化为湘水女神。

　　屈原依据这一传说，在《湘君》、《湘夫人》中塑造了对爱情无限忠贞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美丽形象；同时，作者将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思想情感揉进人物了形象中，将两首诗变为失恋的主题，显得格外凄婉、沉郁。同时，又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中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遇合的传统。

　　《湘君》一诗写湘夫人等待湘君，《湘夫人》则是写湘君期待与湘夫人约会，但阴差阳错，他们却难以聚首。

　　再看《国殇》。《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国殇：死于国事者，亦即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这首诗成功塑造了一位刚强勇武、以身殉国的令人崇敬的爱国英雄形象，也是追悼所有为国牺牲的将士的挽歌。它寄托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今天读来，依然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

　　《国殇》与“九歌”中其它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声调激越、铿锵，风格刚键、豪放、苍凉、悲壮，完全是写实的。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开篇略去任何叙述，如同运用电影特写镜头，直接描写在主帅指挥下的楚国士兵和秦兵拼死战斗的激烈、紧张场面。

　　楚军阵地被秦兵攻陷，主帅车骑受伤，但他仍坚定地指挥着战斗，直杀得天怨神怒，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与战士们一同倒下，壮烈牺牲在战场之上。这一段具体写主帅指挥战斗直至牺牲时的情景。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一段是对楚国阵亡将士的哀悼和对其精神的歌颂。

　　屈原以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作品，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他的人格、他的品质，凝聚成一种精神，这就是“屈子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为真理而求索。屈原出身贵族，却不安于既得利益，坚持改革的理想，毕生追求“举贤授能”的“美政”，亦即改革内政，实行法治，振兴楚国，进而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

　　（2）光辉峻洁的人格。按常理，以屈原的身份完全可以在楚国旧贵族把持朝政的环境中随波逐流，但他却不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同流合污，由此而受到黑暗势力的残酷迫害和打击。

　　屈原没有低头，他奋起揭露旧贵族，同他们作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体现了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高尚人格。

　　（3）赤诚的爱国精神。在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朝秦暮楚”是常见的选择，是一种社会风气。但屈原热爱故乡，热爱人民，深信“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并且把热爱楚国与热爱华夏民族统一起来，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屈原走了，端午节还在

　　楚国早已统一于华夏大家庭了，但“楚辞”还在。

　　在西汉，文人深受楚辞的影响，创造了太平盛世标志性的文学样式——汉赋，汉赋华丽的词藻、铺张扬厉的形式，都是直接学楚辞，因而被称为汉代“辞赋”。

　　后来，楚辞又成为文学的代名词，如毛主席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骚”就是指屈原的作品《离骚》。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楚辞排比、夸张手法的影响，又产生了骈体文，讲究对仗，讲究修辞；而在齐代永明年间产生的“永明体”诗歌，讲对仗、讲平仄、讲押韵，又直接影响了唐代格律诗（律诗、绝句）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了唐诗的繁荣，更不用说以“香草”、“美人”为特色的宋词了。

　　可以这样说，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长江流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学。其中，屈原和楚辞功不可没，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序》）。楚辞是“一代之文学”、骈体文是“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当时的“一代之文学”。

　　一、屈原生平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

　　在楚国，他生活在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期，这是楚国历史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战国的大环境中，屈原又生逢“合纵”、“连横”斗争最为尖锐、激烈的时候。

　　战国七雄中，秦、楚、齐三国国力最强（秦国改革彻底，军事力量最强；齐国滨海，最为富庶；楚之疆域最大），都具有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条件。这三国中又以秦、楚斗争最为尖锐。屈原的一生始终处在时代斗争的漩涡之中。

　　屈原年轻时颇有才干，“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再加上他出身于王室公族（当时楚国有屈、景、昭三氏同为公族），所以，大约在他23岁左右，被封为“左徒”之职，其地位仅次于“令尹”（楚相）。

　　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担负着楚国的内政改革和外交事务。屈原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则主张“联齐抗秦”，统一中国。这使屈原受到楚王信任，努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图有所作为、实现“美政”的时期。

　　但是几年之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了。

　　怀王曾令“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这是说屈原受怀王重托，起草改革宪令。而代表旧贵族集团利益的上官大夫想探知宪令的内容，屈原不告诉他，上官大夫试图抢夺，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后来上官大夫到怀王那里进谗言，挑拨怀王与屈原之间的关系，怀王轻信上官大夫的话，疏远了屈原。

　　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包括屈原）对顷襄王和子兰当初鼓动怀王赴秦之约而导致怀王死于秦、楚国蒙受奇耻大辱之事，十分愤慨，对顷襄王和子兰颇有怨愤之辞。于是“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被逐出郢都，放逐在江南长江及沅湘流域的荒野之地，过着长期飘泊愁苦的生活。他沿江而下到过鄂渚（今湖北武汉市）、陵阳（大概在今安徽境内），再折返溯江而上过洞庭，到辰阳、溆浦（均属今湖南省），再过洞庭到达汩罗江畔，历时二十年。

　　然而，正是因为流放，使得屈原广泛地接触了底层的人民群众，也接触了丰富生动的楚国民间文化，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光辉的诗篇。诗人的不幸，正是文学史的万幸，人生的悲剧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二、楚辞之花

　　屈原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诗歌。汉成帝时期的刘向，把以屈原的诗歌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汇编成集，题名为《楚辞》，后世就以“楚辞”作为屈原作品的代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离骚》等作品。

　　《离骚》，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篇光辉千古的杰作，诗中体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全诗洋溢着政治热情，充满了丰富的想象，采用了奇特的象征，运用了巨大的夸张，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同时以香草美人作比喻，代指君臣政治上的协调，从而构成庞大的比兴体系。

　　诗中还大量运用当时的楚地方言，“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有着鲜明的楚民族特色，是楚文化的优秀代表。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首诗中的名句。
《湘君》、《湘夫人》以舜帝与二妃的传说为题材，写出了“湘君”与“湘夫人”的深深爱恋和苦苦相思，是中国古代最具艺术意味也最为感人的爱情诗。

　　传说尧帝将帝位禅让给舜，并且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与舜为妃。后来舜帝南巡安抚少数民族，死于苍梧，葬在九疑山。二妃因牵挂、思念舜帝，便南下潇湘千里寻夫。当她们得知丈夫已死，伤心的泪水洒落在竹丛中，竹叶为之尽斑（后世称之为斑竹，又称湘妃竹）。随后，二妃也投水而死，化为湘水女神。

　　屈原依据这一传说，在《湘君》、《湘夫人》中塑造了对爱情无限忠贞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美丽形象；同时，作者将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思想情感揉进人物了形象中，将两首诗变为失恋的主题，显得格外凄婉、沉郁。同时，又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中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遇合的传统。

　　《湘君》一诗写湘夫人等待湘君，《湘夫人》则是写湘君期待与湘夫人约会，但阴差阳错，他们却难以聚首。

　　再看《国殇》。《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国殇：死于国事者，亦即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这首诗成功塑造了一位刚强勇武、以身殉国的令人崇敬的爱国英雄形象，也是追悼所有为国牺牲的将士的挽歌。它寄托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今天读来，依然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

　　《国殇》与“九歌”中其它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声调激越、铿锵，风格刚键、豪放、苍凉、悲壮，完全是写实的。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开篇略去任何叙述，如同运用电影特写镜头，直接描写在主帅指挥下的楚国士兵和秦兵拼死战斗的激烈、紧张场面。

　　楚军阵地被秦兵攻陷，主帅车骑受伤，但他仍坚定地指挥着战斗，直杀得天怨神怒，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与战士们一同倒下，壮烈牺牲在战场之上。这一段具体写主帅指挥战斗直至牺牲时的情景。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一段是对楚国阵亡将士的哀悼和对其精神的歌颂。

　　屈原以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作品，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他的人格、他的品质，凝聚成一种精神，这就是“屈子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为真理而求索。屈原出身贵族，却不安于既得利益，坚持改革的理想，毕生追求“举贤授能”的“美政”，亦即改革内政，实行法治，振兴楚国，进而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

　　（2）光辉峻洁的人格。按常理，以屈原的身份完全可以在楚国旧贵族把持朝政的环境中随波逐流，但他却不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同流合污，由此而受到黑暗势力的残酷迫害和打击。

　　屈原没有低头，他奋起揭露旧贵族，同他们作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体现了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高尚人格。

　　（3）赤诚的爱国精神。在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朝秦暮楚”是常见的选择，是一种社会风气。但屈原热爱故乡，热爱人民，深信“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并且把热爱楚国与热爱华夏民族统一起来，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屈原走了，端午节还在

　　楚国早已统一于华夏大家庭了，但“楚辞”还在。

　　在西汉，文人深受楚辞的影响，创造了太平盛世标志性的文学样式——汉赋，汉赋华丽的词藻、铺张扬厉的形式，都是直接学楚辞，因而被称为汉代“辞赋”。

　　后来，楚辞又成为文学的代名词，如毛主席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骚”就是指屈原的作品《离骚》。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楚辞排比、夸张手法的影响，又产生了骈体文，讲究对仗，讲究修辞；而在齐代永明年间产生的“永明体”诗歌，讲对仗、讲平仄、讲押韵，又直接影响了唐代格律诗（律诗、绝句）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了唐诗的繁荣，更不用说以“香草”、“美人”为特色的宋词了。

　　可以这样说，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长江流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学。其中，屈原和楚辞功不可没，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序》）。楚辞是“一代之文学”、骈体文是“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当时的“一代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