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崇拜

       马上就数九了，母亲就是在十五年前的“一九”去世的，年刚六十四岁，比当今女性的平均寿命短了十多年，母亲的早逝是因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劳累过度所致。

       我家住在城市的郊区，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在生产队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靠农村扫盲认识自己的名字和记工分的，共生育了九个子女，夭折了两个，成活的七个，是靠生产队的“三角债”养大成人的，其中有五个供到了分配工作的学历，七个人都在城里找到工作安了家，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城乡工薪家庭，举家告别了农村，十里八乡都拿我们家教育激励孩子，成为公认的教育成功的家庭。

       母亲年轻时身体很好，是妇女中的棒劳力，只要队里有活基本上是出满勤，一年下来工分是最高的，吃苦耐劳也是有名的。当时讲的是男女同工同酬，春种夏锄秋收男女的活都是一样的，我父亲身体不好，劳动中母亲往往还要带连父亲，帮助父亲接地头，中间休息时还要搞点富业，打猪草，下工时还得肩负猪草，到家后圈鸡喂猪做饭处理家务，一直忙到上灯才算完成一天。

       我们农村分的是皮粮（没经过加工的原粮）在没有电力加工的岁月里，推碾子拉磨是居家过日子的一项重要的家务活，如果生产队有牲口还好，有时就只有抱磨杆人工推磨了，我们还小时，都是母亲为主，我们帮手出力也是有限的，抱一天磨杆人都快散架了，到家后还得做饭，凡事只要母亲不动手是不行的。后来农村也有了电气化，虽然不用抱磨杆了，但有时排在下半夜，由其在冬天，磨房里寒冷刺骨，手脚跟猫咬的似的，每次在收磨时母亲都仔细清扫飞落在墙角旮旯的糠粉，不论怎么晚怎么冷，都会清扫的干干净净，目的很明确，只有一个，就是多收点米糠，好喂猪喂鸡。

       在那个年代，物供是十分匮乏，虽说“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但在我们农村自己家不养鸡和猪是根本吃不上肉和蛋的，只能自给自足，而且农民杀一头猪必须买给国家一半，以供应城市居民“月半斤”。每次杀猪，母亲总是把上交的那半再切下好大一块“血脖”留下来，家里人口太多，难得见到油腥，只好把肥点的烤成大油，添补伙食。为了一家人能吃点肉，母亲得操劳一年，打算要杀猪了，母亲得兴奋好几天，当吃杀猪菜时只顾给孩子们添饭加菜，最后轮到自己吃时所剩也不多了。

       记得我们都参加工作了，回家吃饭，大姐给母亲夹了块鱼肉，我说妈妈爱吃鱼头，大姐埋怨我说，谁愿意吃鱼头，咱们小时妈妈舍不得吃，才“喜欢”吃鱼头的。我挣工资后对母亲还是比较关心的，往家交钱，买东西，对老人还是很孝敬的，现在才恍然明白真有点内疚，至今不能释怀。

       母亲持家也是好手，一家七八口人的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亲自手工缝制，在农村刚有缝纫机不久母亲就学会了使用，经常把衣物拿到有机器的人家去做，农村有个好处，一台机器管半个村，自己带料，自己出工，谁使用都行。母亲手很巧，很快就学会了做“洋便服”，虽然没有买的那么好，比起那些明针脚的顺眼多了，我们穿着也是很得意。

       农村妇女一到冬天就没农活了，这时是母亲最忙的时候，除了做自家的衣物外，还要帮助邻近的单亲父亲家庭赶做衣服，忙的连做饭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总得赶在天冷之前穿上棉衣，过年之前让孩子们穿上新衣裳。习惯成自然，时间一久，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提前就开始盘算那个孩子该做什么衣服，那个孩子的衣服小的不能再穿了，想到的得干，想不到也拖不过。凡是穿母亲做的衣服长大的孩子，都跟母亲叫干妈，叫顺了嘴，一些在一起玩的孩子也跟着叫，只要辈不差，几乎成了官家的干妈了。到现在我也弄不准，母亲有多少干儿女，更不知从那论起，在农村不论张王李赵都有亲亲。

       母亲的身体纯粹是操劳过度累的，记得文革那年初冬，母亲突然发烧不退，还吐了好几大口的血，大夫说是伤力，吃了许多偏方都没见好转，其实伤力只要静养就会自然好的，那年月哪有哪个条件，母亲的身体如同上过了发条的钟表崩溃了，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康复，不能再干农活了，力所能及的成为专职家务，人口多家务也不轻松，好在孩子们都逐渐长大了，各尽所能的分担着家务，这样好好坏坏地熬过了三十年。

       母亲的死除了疾病以外还有一个心结，就是十分恐惧“火化”。母亲家的亲属大多都在边远的山区，那些地方还允许土葬，得到的信息都是土葬如何宁祥，火化如何的可怖，久而久之火化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怕死而惧怕火化。固守田园自立锅灶坚持不进城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借口是不和任何人同住，母亲去世那年，我又搞到一套住房，可以让父母单独居住，同城也好照顾，好说歹说总算同意进城了，但当我通知明天搬家的当天下午突然犯病住进了医院，这一病就再没有好转，确切地说母亲是被“火化”这块心病吓死的。

       接到病危通知后，我毅然决然地把母亲接回了家，开设了家庭病房，住一天也好。母亲主要是肺心病，本来住进有卫生间的暖气房会得到缓解，谁知晓竟成了母亲寿终之地，这可能是最典型的最好的愿望最坏的结果。这是大不幸，竟让我摊上了，想起当年最小的老妹两岁妖折时，母亲拖着羸弱的病体，将小妹从十多里外的镇医院背回来，扔到家附近的土岗上，用牙将小衣服上的扣子和带子咬掉，为的是好早日脱生。再不屑的孩子一有病就成了心肝宝贝，再好的老人久病也会成为拖累，一个老人可以养活十个孩子，十个孩子养不了一个老人，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

       马上就数九了，母亲就是在十五年前的“一九”去世的，年刚六十四岁，比当今女性的平均寿命短了十多年，母亲的早逝是因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劳累过度所致。

       我家住在城市的郊区，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在生产队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靠农村扫盲认识自己的名字和记工分的，共生育了九个子女，夭折了两个，成活的七个，是靠生产队的“三角债”养大成人的，其中有五个供到了分配工作的学历，七个人都在城里找到工作安了家，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城乡工薪家庭，举家告别了农村，十里八乡都拿我们家教育激励孩子，成为公认的教育成功的家庭。

       母亲年轻时身体很好，是妇女中的棒劳力，只要队里有活基本上是出满勤，一年下来工分是最高的，吃苦耐劳也是有名的。当时讲的是男女同工同酬，春种夏锄秋收男女的活都是一样的，我父亲身体不好，劳动中母亲往往还要带连父亲，帮助父亲接地头，中间休息时还要搞点富业，打猪草，下工时还得肩负猪草，到家后圈鸡喂猪做饭处理家务，一直忙到上灯才算完成一天。

       我们农村分的是皮粮（没经过加工的原粮）在没有电力加工的岁月里，推碾子拉磨是居家过日子的一项重要的家务活，如果生产队有牲口还好，有时就只有抱磨杆人工推磨了，我们还小时，都是母亲为主，我们帮手出力也是有限的，抱一天磨杆人都快散架了，到家后还得做饭，凡事只要母亲不动手是不行的。后来农村也有了电气化，虽然不用抱磨杆了，但有时排在下半夜，由其在冬天，磨房里寒冷刺骨，手脚跟猫咬的似的，每次在收磨时母亲都仔细清扫飞落在墙角旮旯的糠粉，不论怎么晚怎么冷，都会清扫的干干净净，目的很明确，只有一个，就是多收点米糠，好喂猪喂鸡。

       在那个年代，物供是十分匮乏，虽说“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但在我们农村自己家不养鸡和猪是根本吃不上肉和蛋的，只能自给自足，而且农民杀一头猪必须买给国家一半，以供应城市居民“月半斤”。每次杀猪，母亲总是把上交的那半再切下好大一块“血脖”留下来，家里人口太多，难得见到油腥，只好把肥点的烤成大油，添补伙食。为了一家人能吃点肉，母亲得操劳一年，打算要杀猪了，母亲得兴奋好几天，当吃杀猪菜时只顾给孩子们添饭加菜，最后轮到自己吃时所剩也不多了。

       记得我们都参加工作了，回家吃饭，大姐给母亲夹了块鱼肉，我说妈妈爱吃鱼头，大姐埋怨我说，谁愿意吃鱼头，咱们小时妈妈舍不得吃，才“喜欢”吃鱼头的。我挣工资后对母亲还是比较关心的，往家交钱，买东西，对老人还是很孝敬的，现在才恍然明白真有点内疚，至今不能释怀。

       母亲持家也是好手，一家七八口人的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亲自手工缝制，在农村刚有缝纫机不久母亲就学会了使用，经常把衣物拿到有机器的人家去做，农村有个好处，一台机器管半个村，自己带料，自己出工，谁使用都行。母亲手很巧，很快就学会了做“洋便服”，虽然没有买的那么好，比起那些明针脚的顺眼多了，我们穿着也是很得意。

       农村妇女一到冬天就没农活了，这时是母亲最忙的时候，除了做自家的衣物外，还要帮助邻近的单亲父亲家庭赶做衣服，忙的连做饭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总得赶在天冷之前穿上棉衣，过年之前让孩子们穿上新衣裳。习惯成自然，时间一久，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提前就开始盘算那个孩子该做什么衣服，那个孩子的衣服小的不能再穿了，想到的得干，想不到也拖不过。凡是穿母亲做的衣服长大的孩子，都跟母亲叫干妈，叫顺了嘴，一些在一起玩的孩子也跟着叫，只要辈不差，几乎成了官家的干妈了。到现在我也弄不准，母亲有多少干儿女，更不知从那论起，在农村不论张王李赵都有亲亲。

       母亲的身体纯粹是操劳过度累的，记得文革那年初冬，母亲突然发烧不退，还吐了好几大口的血，大夫说是伤力，吃了许多偏方都没见好转，其实伤力只要静养就会自然好的，那年月哪有哪个条件，母亲的身体如同上过了发条的钟表崩溃了，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康复，不能再干农活了，力所能及的成为专职家务，人口多家务也不轻松，好在孩子们都逐渐长大了，各尽所能的分担着家务，这样好好坏坏地熬过了三十年。

       母亲的死除了疾病以外还有一个心结，就是十分恐惧“火化”。母亲家的亲属大多都在边远的山区，那些地方还允许土葬，得到的信息都是土葬如何宁祥，火化如何的可怖，久而久之火化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怕死而惧怕火化。固守田园自立锅灶坚持不进城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借口是不和任何人同住，母亲去世那年，我又搞到一套住房，可以让父母单独居住，同城也好照顾，好说歹说总算同意进城了，但当我通知明天搬家的当天下午突然犯病住进了医院，这一病就再没有好转，确切地说母亲是被“火化”这块心病吓死的。

       接到病危通知后，我毅然决然地把母亲接回了家，开设了家庭病房，住一天也好。母亲主要是肺心病，本来住进有卫生间的暖气房会得到缓解，谁知晓竟成了母亲寿终之地，这可能是最典型的最好的愿望最坏的结果。这是大不幸，竟让我摊上了，想起当年最小的老妹两岁妖折时，母亲拖着羸弱的病体，将小妹从十多里外的镇医院背回来，扔到家附近的土岗上，用牙将小衣服上的扣子和带子咬掉，为的是好早日脱生。再不屑的孩子一有病就成了心肝宝贝，再好的老人久病也会成为拖累，一个老人可以养活十个孩子，十个孩子养不了一个老人，这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