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认知症长者的行为

       所有照顾过认知症长者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时候，甚至是很多时候，认知症长者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照顾的，尤其是他们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有的长者情绪会不稳定，容易焦虑、生气；有的时候会出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人；有的看上去总是闷闷不乐，对什么都好像失去了兴趣；或者出现妄想、猜疑、幻觉，晚上不睡觉，躁动不安……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有90％的认知症长者在患病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或者多种的精神和/或行为症状。因此在1996年，国际老年精神病学协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痴呆的精神和行为症状”（英文简称是BPSD），专门指认知症患者经常出现的感知、思维内容、情绪或行为紊乱的症状群。

　　在老人出现这些行为问题的时候，他们自己是很痛苦的，同时也给照顾者带来困惑、压力，甚至是冲突。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父亲是在十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她为了照顾父亲，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当了一名家庭照顾者。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她爸爸一个耳光就打到她脸上了。她在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眼里一直泛着泪光。她说，从小到大，爸爸一直特别疼爱她；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父亲会这样子一个耳光就打上来。

       认知症长者的精神和行为症状，会给养老机构带来更大的挑战。我曾经看到过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认知症长者在护理院里BPSD的发生率，要明显高过居家生活的认知症长者。

       在中国，BPSD是养老机构拒收认知症长者入住的重要原因。走访养老机构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护理团队缺乏对BPSD的理解、缺乏恰当的照护和干预，会让认知症长者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

       对认知症长者实施不恰当的约束。有些老人曾经出现过攻击行为，比如打人，抓人，踢人的情况，为了避免老人再度攻击护理员或者其他入住老人，就干脆把老人上了约束衣，并且相对孤立起来。

       情感淡漠的普遍性。在那些接收半失能和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认知症长者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由于缺乏妥善的照顾和有意义的活动，很多老人看上去面部表情都是木然和呆滞的，对什么都好像没有兴趣，很难找到还有生命的喜乐。

       在养老机构，有BPSD的老人容易遭受虐待。这种虐待有些是看得见的，比如给老人上不恰当的约束；有些虐待是隐形的，比如护理员对老人的虐待。

       精神药物滥用。老人看上去好像安静了，但是他们的认知功能、躯体机能、生活功能也同时受到了伤害。

       如果护理团队不能很好的照顾有BPSD的长者，他们的行为问题就有可能恶化；而这种恶化又会带来更大的照顾压力、更大的挫折感，结果就是护理质量和老人的生活质量都持续下降，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参议院的社区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了不当管理认知症长者的行为和精神症状的核心问题。这份报告是这样说的——

　　无独有偶，美国的JohnZeisel博士在他的著作I’m Still Here - A New Philosophy of Alzheimer’s Care里，也同样指出，大多数人——包括很多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会把认知症长者发生的行为问题都用“症状”这一个术语来表达，而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往往是认知症长者对不恰当的照顾、身体的不适、以及对外部环境的一个反应。

　　举例来说，在照顾认知症长者的时候，护理员和老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些私密的接触，比如穿衣服，上厕所、洗澡，等等。如果护理员缺乏耐心和技巧，总是想着赶紧完成任务，一味地要求老人按照自己的安排被动地接受照顾，就很容易导致老人在个人护理的过程中出现抗拒行为。

　　我们可以站在认知症长者的角度想一想。假设我就是被照顾者，由于记忆受损，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她也没让我明白她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她就突然直接动手脱我的衣服和裤子。那我就会感觉我被侵犯了，会本能地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我可能会推开她，不许她过来脱我的衣服；她如果还要过来脱，我可能就会踢她，或者拿起手边什么东西就去打她了。

       从护理员这边看，这位老人的确出现了抗拒护理、甚至是攻击的行为；但是事实上，这是认知症长者对不当护理的自然反应。因为他们的语言交流能力会逐渐丧失，他们很难说出自己的需要，或者不舒服，或者不满意，所以就会用行为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为家庭照顾者或专业护理员进行培训的时候会一直强调，认知症长者的行为和情绪状态，是他们最为常见的沟通方式，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和我们一样，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当我们观察到一个认知症长者出现某种行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它仅仅贴上一个“症状”的标签，因为一旦成为“症状”，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临床上的对症治疗，这容易造成精神药物滥用的情况，而且掩盖了造成老人行为问题的真正原因。

　　再举个例子，某位认知症中晚期的患者不肯刷牙，而且还表现出生气和急躁，那就先要检查一下她是不是有牙齿或者口腔的问题。因为很多认知症长者到了中期以后会丧失部分甚至全部的语言能力；如果他们身体不舒服或者有疼痛，又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照顾者，就可能以行为方式表达出来。如果是因为牙齿或口腔问题导致疼痛，经过牙医治疗，患者的行为问题也就得以改善了。

　　所以，不管我们是家庭照顾者还是专业护理人员，都应该了解，有些时候长者出现行为问题，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症状”，也不一定是认知症病情恶化的标志，而只是他们对外界的一种反应，或者，对需要的一种表达。

　　John在《我依然在这里》这本书里指出，作为照顾者，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才是认知症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症状。他们的认知功能受损，记忆力、思考能力、沟通能力、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会全面下降，这些是认知症的基本症状；而一些以前被看作是症状的行为问题，有很多是认知症长者对环境、对身边的人的一种反应。

　　John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他的左膝盖韧带拉伤了，基本症状就是丧失功能——不能正常行走了。他在受伤期间感到痛苦，变得烦躁，进而讨厌周围的人，有时候对人恶语相加，这就是因为基本症状导致他出现心理变化，然后和外部环境互相影响，出现了新的行为。

       John说：“没有人会把易怒和骂人作为韧带受伤的症状，但这就是我们对待认知症患者的方式。我们更多地是在责怪疾病和患者的行为，而不是检讨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为认知症患者提供帮助。”

　　事实上，认知症长者大部分的行为问题，比起基本症状——也就是认知功能的持续恶化，是更有希望得到有效干预的。

　　我们可以为认知症长者创建一个友好化的、具有支持性的生活环境，改变照顾者对待认知症长者的态度和沟通方式，实施以人为本的照护，为长者安排一些适合他们能力、而且他们也喜欢的有意义的活动，来降低他们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发生。

　　当照顾者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认知症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就能对患者多一分的理解和体谅。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充满关怀、尊重和信任的关系。长者的生活质量会得以提高，照顾者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会更有信心为老人提供妥善的照顾，带来工作的成就感。

       所有照顾过认知症长者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时候，甚至是很多时候，认知症长者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照顾的，尤其是他们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有的长者情绪会不稳定，容易焦虑、生气；有的时候会出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人；有的看上去总是闷闷不乐，对什么都好像失去了兴趣；或者出现妄想、猜疑、幻觉，晚上不睡觉，躁动不安……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有90％的认知症长者在患病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或者多种的精神和/或行为症状。因此在1996年，国际老年精神病学协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痴呆的精神和行为症状”（英文简称是BPSD），专门指认知症患者经常出现的感知、思维内容、情绪或行为紊乱的症状群。

　　在老人出现这些行为问题的时候，他们自己是很痛苦的，同时也给照顾者带来困惑、压力，甚至是冲突。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父亲是在十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她为了照顾父亲，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当了一名家庭照顾者。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她爸爸一个耳光就打到她脸上了。她在和我讲这件事的时候眼里一直泛着泪光。她说，从小到大，爸爸一直特别疼爱她；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父亲会这样子一个耳光就打上来。

       认知症长者的精神和行为症状，会给养老机构带来更大的挑战。我曾经看到过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认知症长者在护理院里BPSD的发生率，要明显高过居家生活的认知症长者。

       在中国，BPSD是养老机构拒收认知症长者入住的重要原因。走访养老机构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护理团队缺乏对BPSD的理解、缺乏恰当的照护和干预，会让认知症长者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

       对认知症长者实施不恰当的约束。有些老人曾经出现过攻击行为，比如打人，抓人，踢人的情况，为了避免老人再度攻击护理员或者其他入住老人，就干脆把老人上了约束衣，并且相对孤立起来。

       情感淡漠的普遍性。在那些接收半失能和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认知症长者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由于缺乏妥善的照顾和有意义的活动，很多老人看上去面部表情都是木然和呆滞的，对什么都好像没有兴趣，很难找到还有生命的喜乐。

       在养老机构，有BPSD的老人容易遭受虐待。这种虐待有些是看得见的，比如给老人上不恰当的约束；有些虐待是隐形的，比如护理员对老人的虐待。

       精神药物滥用。老人看上去好像安静了，但是他们的认知功能、躯体机能、生活功能也同时受到了伤害。

       如果护理团队不能很好的照顾有BPSD的长者，他们的行为问题就有可能恶化；而这种恶化又会带来更大的照顾压力、更大的挫折感，结果就是护理质量和老人的生活质量都持续下降，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参议院的社区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了不当管理认知症长者的行为和精神症状的核心问题。这份报告是这样说的——

　　无独有偶，美国的JohnZeisel博士在他的著作I’m Still Here - A New Philosophy of Alzheimer’s Care里，也同样指出，大多数人——包括很多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会把认知症长者发生的行为问题都用“症状”这一个术语来表达，而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往往是认知症长者对不恰当的照顾、身体的不适、以及对外部环境的一个反应。

　　举例来说，在照顾认知症长者的时候，护理员和老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些私密的接触，比如穿衣服，上厕所、洗澡，等等。如果护理员缺乏耐心和技巧，总是想着赶紧完成任务，一味地要求老人按照自己的安排被动地接受照顾，就很容易导致老人在个人护理的过程中出现抗拒行为。

　　我们可以站在认知症长者的角度想一想。假设我就是被照顾者，由于记忆受损，我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她也没让我明白她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她就突然直接动手脱我的衣服和裤子。那我就会感觉我被侵犯了，会本能地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我可能会推开她，不许她过来脱我的衣服；她如果还要过来脱，我可能就会踢她，或者拿起手边什么东西就去打她了。

       从护理员这边看，这位老人的确出现了抗拒护理、甚至是攻击的行为；但是事实上，这是认知症长者对不当护理的自然反应。因为他们的语言交流能力会逐渐丧失，他们很难说出自己的需要，或者不舒服，或者不满意，所以就会用行为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为家庭照顾者或专业护理员进行培训的时候会一直强调，认知症长者的行为和情绪状态，是他们最为常见的沟通方式，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和我们一样，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当我们观察到一个认知症长者出现某种行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它仅仅贴上一个“症状”的标签，因为一旦成为“症状”，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临床上的对症治疗，这容易造成精神药物滥用的情况，而且掩盖了造成老人行为问题的真正原因。

　　再举个例子，某位认知症中晚期的患者不肯刷牙，而且还表现出生气和急躁，那就先要检查一下她是不是有牙齿或者口腔的问题。因为很多认知症长者到了中期以后会丧失部分甚至全部的语言能力；如果他们身体不舒服或者有疼痛，又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照顾者，就可能以行为方式表达出来。如果是因为牙齿或口腔问题导致疼痛，经过牙医治疗，患者的行为问题也就得以改善了。

　　所以，不管我们是家庭照顾者还是专业护理人员，都应该了解，有些时候长者出现行为问题，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症状”，也不一定是认知症病情恶化的标志，而只是他们对外界的一种反应，或者，对需要的一种表达。

　　John在《我依然在这里》这本书里指出，作为照顾者，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才是认知症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症状。他们的认知功能受损，记忆力、思考能力、沟通能力、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会全面下降，这些是认知症的基本症状；而一些以前被看作是症状的行为问题，有很多是认知症长者对环境、对身边的人的一种反应。

　　John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他的左膝盖韧带拉伤了，基本症状就是丧失功能——不能正常行走了。他在受伤期间感到痛苦，变得烦躁，进而讨厌周围的人，有时候对人恶语相加，这就是因为基本症状导致他出现心理变化，然后和外部环境互相影响，出现了新的行为。

       John说：“没有人会把易怒和骂人作为韧带受伤的症状，但这就是我们对待认知症患者的方式。我们更多地是在责怪疾病和患者的行为，而不是检讨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为认知症患者提供帮助。”

　　事实上，认知症长者大部分的行为问题，比起基本症状——也就是认知功能的持续恶化，是更有希望得到有效干预的。

　　我们可以为认知症长者创建一个友好化的、具有支持性的生活环境，改变照顾者对待认知症长者的态度和沟通方式，实施以人为本的照护，为长者安排一些适合他们能力、而且他们也喜欢的有意义的活动，来降低他们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发生。

　　当照顾者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认知症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就能对患者多一分的理解和体谅。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充满关怀、尊重和信任的关系。长者的生活质量会得以提高，照顾者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会更有信心为老人提供妥善的照顾，带来工作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