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养老”必将成为趋势

       由于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很多中老年朋友只知道养儿养老。但最近由于新观念的影响，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养老模式 —— 抱团养老。

       抱团养老的另一种可能 —— 具有某些群体特质的空巢老人或许更容易在养老这件事上达成共识，比如知青。

       A、小圈子抱团

       人物速写：早上5点，69岁的卢志军就会被散步回来的老伴叫醒。因为这天轮到她给同住的5个知青同学做饭，她打算献上自己最拿手的烙馅饼。“现在是这边集体户人最少的时候，5个人15张饼就够吃了。人再多点儿，我还真烙不动了。”

       今年春节刚过，卢志军就带着老伴从吉林老家飞到了广西北海的“老年集体户”。住在这栋三层小楼里的人，都是当年一块下乡的知青。如今，他们住在一栋楼里，轮流做饭，打牌种花，有病互相照顾，闲来忆苦思甜。“让孩子各忙各的事业去，我们老朋友在一起生活，跟家人一样，热热闹闹，自给自足。”

       老年集体户的后现代生活

       1968年，当时正念高三的卢志军成为下乡知青的一员，跟十几个同学组成农村集体户，直到1971年初才回城。在学校做了3年同学，又在农村共同生活劳动了3年，“集体户”里的同学“都像家人一样亲”。

       因为错过上大学的机会，这批知青大多留在吉林各地生活工作，一直没有断往来。退休后，大家带着各自的家属开始频繁地聚会。3年前的一次聚会上，老同学孙玉藤忽然提议，“我们反正也是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不如干脆住一起，成立和谐家庭，想玩下楼就能玩，想喝酒上楼就能喝，有人生病，大家就一起照顾，多好！”

       这个提议当场得到大伙的赞同。卢志军说：“我们的孩子，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上海，留在吉林的也都单过，对父母不太顾得上。同学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挺不错的。”常聚会的12个人先后报名成为“和谐家庭”成员。“后来，大伙觉得和谐这个词太时髦，没有我们自己时代的特征，我就提议改成老年集体户。”卢志军说。

       经济条件较宽裕的赵学甫是最先赞成这个方案的人。他把自己在北海刚买的一栋三层小楼提供给大家过集体生活。最近，他又把在老家吉林的一座四层小楼“贡献”出来作为老年集体户的大本营。“钱不重要，到老了，开心最重要。”

       于是，老知青们从松散的聚会变成了“同居”。为避免日常生活中发生小分歧，他们做好分工：大家轮流做饭，伙食费AA，每人每月500元，不做饭的就负责刷碗、收拾屋子擦地，每天做什么菜式也是民主商量。

       同住2年多，集体户里最少时五六个人，最多时十一二人，做这么多人的大锅饭，老知青们反倒不觉得累。“其实给两个人做饭才最头疼。做多了不是，做少了又没意思。人多的时候做饭放得开，而且做一次饭，歇两三天才轮到自己。”

       还有些小细节也能避免摩擦，“比如打麻将，输赢大了容易脸红，于是我们就商定好一天里封顶100块钱，输赢小了就和气了。有人喜欢霸着麦克风唱歌，我们就等他打麻将时再唱，互相理解宽容。”

       为了消除子女们最担心的健康意外问题，知青们约定集体户里人数不能少于4个，生病了大家一起照顾，重病送医院。去年，卢志军因为肾结石手术住院，她没让在北京的孩子过来，“一天三顿饭都是朋友们送到医院，每顿好几样，换着花样做，感动得我边吃边掉泪”。

       B、大群体互助

       人物速写：65岁的张承永最近很忙，在他的乡下“乐活大院”，“五一”期间将举办很多知青主题活动。这座位于天津蓟县郊外的农家3层木楼，是张承永几年前经当地村委会同意，从这处宅基地所有人手里租赁来建设的。

       如今，这里已成为天津知青群体活动、互助养老的基地。“当时建这栋楼房，就是为了找一帮志同道合者，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玩、一起为理想而陶醉。”张承永说。

       知青乐活大院的新乡土生活

       张承永是68届天津知青，当时他选择回原籍河北省青县马厂公社孙官屯大队插队。1978年知青大返城，他又回到天津。2001年，50岁的张承永向工作单位天津三峰实业公司申请了内退。曾经从事旅游开发工作的他，来到现在的乡村帮着做宣传。

       早在10年前，天津市的老知青们开始热衷于各种文化联谊活动，通过文艺演出、著书立说、摄影旅游等方式丰富业余精神生活。

       最近几年，张承永发现，大家聚会时谈到最多的几乎离不开养老问题。很多老知青在外面搞联谊活动时热热闹闹，回到家却冷冷清清，“因为都是空巢老人。”张承永说。

       这时候，62岁的老知青朱晓君又给了张承永启发。她每年都带着80多岁的母亲，约上几个知青同学去乡下住上几个月，享受别样的生活。

       在朱晓君看来，老知青们大多还没有老到不能自理要住养老院，但这一代人大都超过60岁，经历过企业破产、倒闭、改制等，还有的下岗失业。“也许是因为共同的时代遭遇，知青们特别渴望融入集体，也特别齐心。”她的这番总结让张承永颇为认同，于是萌生了建设“知青活动基地”的想法。

       如今，张承永创建的“乐活大院”经过改造后，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不时有城里的知青团体或个人来这里聚会、小住，也在此寻找归宿感。

       老知青们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出小的互助团体，于是，大院里就慢慢有了艺术工作室、健康工作室、DV工作室、茶艺组、模特队、话疗室等各个小组。

       因为通晓保健养生知识，朱晓君也成了乐活大院里的营养管家。平时，大家还会一起去山东、海南等地候鸟游，玩得不亦乐乎。

       C、群体共性背后

       困顿和空巢让互助养老成趋势

       上海知青、江西省返沪知青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杰这几年常听到互助养老的提议，“大家都在摸索当中，有合住养老院，有合租的”。在他看来，退休知青群体养老金普遍不高，存在贫病现象，而且空巢家庭居多，互助养老会在未来几年成为一种趋势。

       对此，江苏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王家林对400多名知青展开过专门的调查。2014年的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上，他提交了一份《中国知青养老问题的若干思考》。

       王家林说，在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可能占到70%左右。“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退休金低，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就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据我的调查，特困和贫困的占调查人数的95.75%。”

       另一个原因 —— 空巢也促进了互助养老的出现。王家林说，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而我国在1979年后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知青们当时正面临婚育问题，因此很多知青家庭基本上都只生育一个子女。

     “而现在，许多知青子女不在身边，养老靠子女成为一种奢求，导致知青老人中空巢现象很普遍，抱团养老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养老模式。”

       在当今的中国，“抱团养老”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养老方式，更能让中老年朋友们体验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由于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很多中老年朋友只知道养儿养老。但最近由于新观念的影响，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养老模式 —— 抱团养老。

       抱团养老的另一种可能 —— 具有某些群体特质的空巢老人或许更容易在养老这件事上达成共识，比如知青。

       A、小圈子抱团

       人物速写：早上5点，69岁的卢志军就会被散步回来的老伴叫醒。因为这天轮到她给同住的5个知青同学做饭，她打算献上自己最拿手的烙馅饼。“现在是这边集体户人最少的时候，5个人15张饼就够吃了。人再多点儿，我还真烙不动了。”

       今年春节刚过，卢志军就带着老伴从吉林老家飞到了广西北海的“老年集体户”。住在这栋三层小楼里的人，都是当年一块下乡的知青。如今，他们住在一栋楼里，轮流做饭，打牌种花，有病互相照顾，闲来忆苦思甜。“让孩子各忙各的事业去，我们老朋友在一起生活，跟家人一样，热热闹闹，自给自足。”

       老年集体户的后现代生活

       1968年，当时正念高三的卢志军成为下乡知青的一员，跟十几个同学组成农村集体户，直到1971年初才回城。在学校做了3年同学，又在农村共同生活劳动了3年，“集体户”里的同学“都像家人一样亲”。

       因为错过上大学的机会，这批知青大多留在吉林各地生活工作，一直没有断往来。退休后，大家带着各自的家属开始频繁地聚会。3年前的一次聚会上，老同学孙玉藤忽然提议，“我们反正也是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不如干脆住一起，成立和谐家庭，想玩下楼就能玩，想喝酒上楼就能喝，有人生病，大家就一起照顾，多好！”

       这个提议当场得到大伙的赞同。卢志军说：“我们的孩子，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上海，留在吉林的也都单过，对父母不太顾得上。同学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挺不错的。”常聚会的12个人先后报名成为“和谐家庭”成员。“后来，大伙觉得和谐这个词太时髦，没有我们自己时代的特征，我就提议改成老年集体户。”卢志军说。

       经济条件较宽裕的赵学甫是最先赞成这个方案的人。他把自己在北海刚买的一栋三层小楼提供给大家过集体生活。最近，他又把在老家吉林的一座四层小楼“贡献”出来作为老年集体户的大本营。“钱不重要，到老了，开心最重要。”

       于是，老知青们从松散的聚会变成了“同居”。为避免日常生活中发生小分歧，他们做好分工：大家轮流做饭，伙食费AA，每人每月500元，不做饭的就负责刷碗、收拾屋子擦地，每天做什么菜式也是民主商量。

       同住2年多，集体户里最少时五六个人，最多时十一二人，做这么多人的大锅饭，老知青们反倒不觉得累。“其实给两个人做饭才最头疼。做多了不是，做少了又没意思。人多的时候做饭放得开，而且做一次饭，歇两三天才轮到自己。”

       还有些小细节也能避免摩擦，“比如打麻将，输赢大了容易脸红，于是我们就商定好一天里封顶100块钱，输赢小了就和气了。有人喜欢霸着麦克风唱歌，我们就等他打麻将时再唱，互相理解宽容。”

       为了消除子女们最担心的健康意外问题，知青们约定集体户里人数不能少于4个，生病了大家一起照顾，重病送医院。去年，卢志军因为肾结石手术住院，她没让在北京的孩子过来，“一天三顿饭都是朋友们送到医院，每顿好几样，换着花样做，感动得我边吃边掉泪”。

       B、大群体互助

       人物速写：65岁的张承永最近很忙，在他的乡下“乐活大院”，“五一”期间将举办很多知青主题活动。这座位于天津蓟县郊外的农家3层木楼，是张承永几年前经当地村委会同意，从这处宅基地所有人手里租赁来建设的。

       如今，这里已成为天津知青群体活动、互助养老的基地。“当时建这栋楼房，就是为了找一帮志同道合者，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玩、一起为理想而陶醉。”张承永说。

       知青乐活大院的新乡土生活

       张承永是68届天津知青，当时他选择回原籍河北省青县马厂公社孙官屯大队插队。1978年知青大返城，他又回到天津。2001年，50岁的张承永向工作单位天津三峰实业公司申请了内退。曾经从事旅游开发工作的他，来到现在的乡村帮着做宣传。

       早在10年前，天津市的老知青们开始热衷于各种文化联谊活动，通过文艺演出、著书立说、摄影旅游等方式丰富业余精神生活。

       最近几年，张承永发现，大家聚会时谈到最多的几乎离不开养老问题。很多老知青在外面搞联谊活动时热热闹闹，回到家却冷冷清清，“因为都是空巢老人。”张承永说。

       这时候，62岁的老知青朱晓君又给了张承永启发。她每年都带着80多岁的母亲，约上几个知青同学去乡下住上几个月，享受别样的生活。

       在朱晓君看来，老知青们大多还没有老到不能自理要住养老院，但这一代人大都超过60岁，经历过企业破产、倒闭、改制等，还有的下岗失业。“也许是因为共同的时代遭遇，知青们特别渴望融入集体，也特别齐心。”她的这番总结让张承永颇为认同，于是萌生了建设“知青活动基地”的想法。

       如今，张承永创建的“乐活大院”经过改造后，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不时有城里的知青团体或个人来这里聚会、小住，也在此寻找归宿感。

       老知青们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出小的互助团体，于是，大院里就慢慢有了艺术工作室、健康工作室、DV工作室、茶艺组、模特队、话疗室等各个小组。

       因为通晓保健养生知识，朱晓君也成了乐活大院里的营养管家。平时，大家还会一起去山东、海南等地候鸟游，玩得不亦乐乎。

       C、群体共性背后

       困顿和空巢让互助养老成趋势

       上海知青、江西省返沪知青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杰这几年常听到互助养老的提议，“大家都在摸索当中，有合住养老院，有合租的”。在他看来，退休知青群体养老金普遍不高，存在贫病现象，而且空巢家庭居多，互助养老会在未来几年成为一种趋势。

       对此，江苏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王家林对400多名知青展开过专门的调查。2014年的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上，他提交了一份《中国知青养老问题的若干思考》。

       王家林说，在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可能占到70%左右。“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退休金低，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就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据我的调查，特困和贫困的占调查人数的95.75%。”

       另一个原因 —— 空巢也促进了互助养老的出现。王家林说，1978年知青大批返城，而我国在1979年后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知青们当时正面临婚育问题，因此很多知青家庭基本上都只生育一个子女。

     “而现在，许多知青子女不在身边，养老靠子女成为一种奢求，导致知青老人中空巢现象很普遍，抱团养老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养老模式。”

       在当今的中国，“抱团养老”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养老方式，更能让中老年朋友们体验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