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养老院也不招人“待见” 国外如何“老有所养”

       当今世界，“银发”浪潮波涛汹涌。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到2050年，全球60岁人口将占五分之一，并史无前例地超过15岁以下的人口总数。养老，这个人人终将面临的问题，也正摆在各国政府面前。

       外国养老也“恋家”

       在国内，住养老院总给人孤老无依的凄凉感，很多老人也都对此心怀芥蒂。其实，这种排斥情绪并非国内独有。在养老保障制度起步更早的西方，养老院也不都招人“待见”。据调查，美国85%的老年人希望在家养老。柏林市民在媒体采访中也毫不掩饰地说，不想进养老院，还盼着80岁和孙子一起骑自行车呢！由此可见，和家人共同生活，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或许是海内外老人的共同心愿。近些年来，鼓励居家养老似乎也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

       有报道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养老保障体系发源地欧洲，传统的养老院日渐呈现出被冷落之势，各国政府着力在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上投入更大的资金和人力，使得老人能在家里、社区等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

       在联合国发布的老年人 “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瑞典，现有居家、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等养老模式。其中，政府正在大力倡导居家养老，鼓励健康的老人留住家中，同时为其提供全天候服务。只要老年人提出申请，一经核准，便会有专业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医疗和家政服务，并为其配备专门的传呼和报警设备。在荷兰，政府同样既在理念上鼓励老人尽可能长地在家居住，也在设施上给予多方位的保障。荷兰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家保健机构，可以为区内老人定期派送护士和义工，同时国家还会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

       再把视线转向亚洲，在新加坡，家庭和社区养老在养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加坡不但通过立法规定了家庭赡养义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家庭养老。如覆盖八成居民人口的“组屋”往往设计宽敞，面向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者，并给希望与老人同住的申请者提供优先权和一笔相当可观的折扣，以鼓励年轻人赡养父母、照顾老人。此外，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社区日间护理中心可以助其化解后顾之忧——老人白天可在“托老所”找乐子，既有人照顾，又有很多同龄玩伴，晚上还可以回家与家人同住。在率先迈向老龄化的日本，政府早在1982年就出台了《老人保健法》，以立法形式引导老人福利政策的重心向居家养老的方向转移。如政府出资培训10万名家庭护理员，开发一批低价位“三代同堂”的住宅等。在2000年，政府又出台了护理保险制度，旨在解决日本老年护理的难题和遏制日趋严重的医疗财政赤字，帮助老人“脱离医院、回归社区、回归家庭”。据悉，国民每年缴纳3000日元，即可在65周岁后接受这项保险所提供的服务。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针对在家养老的独居老人，科研人员正在研制一套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秘密武器”——全新监测系统。该系统由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电视界面、电话和一系列传感器组成，这些传感器被精心放置在老人活动的关键地点，如浴室、厨房入口和卧室，用来监视老人家中情况并记录他们的行为，并把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

       养老金缺口怎么填？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各国政府和社保机构的养老支出日渐庞大，怎样发展可持续的养老体系？

       用石油资源储备养老资金？这样的奇思妙想在北欧福利型国家挪威却是施行多年的现实。地处北海之滨，挪威不仅是北欧最大产油国，也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 1990年，挪威政府以石油收入为来源，建立了石油基金。 2006年，挪威政府颇有远见地将石油基金改组为挪威全球养老基金，以应对未来养老资金缺口。策略上，挪威全球养老基金“深耕”海外投资，持有全球8000多个公司股份。截至2012年6月30日，挪威全球养老基金的总资产约合5940亿美元，系全球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

       填补养老金缺口，有的国家靠扩充来源，有的国家靠优化管理。

       美国自有一套历史悠久、层次分明的养老保险体系：顶层有联邦政府统一组织、强制执行的基本养老金；中间有雇主资助的私营养老金（其中还包括非盈利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养老金）；底部则是完全由个人自愿参加的储蓄养老金。美国的养老金储备库主要由这三股水源支撑，且能呈现此消彼长、互为补充的呼应态势。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基本养老金覆盖面最广，属于最“保底”的养老来源。它的源头是工薪族在工作期间缴纳的薪资税，只要是全职工作10年以上的公民，在退休后就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据统计，美国65岁以上的工薪族90%可以在退休后拿到这种养老金，约占美国老年人退休后总收入的40%。然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美国养老基金也面临财政吃紧的窘境。这时，三股水源就可起到一定的调剂作用，私营退休金、个人储蓄可以担当起政府退休金的重要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时，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全面福利”，而是“帮助自助者”。这一理念既节省了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又能促进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当今世界，“银发”浪潮波涛汹涌。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到2050年，全球60岁人口将占五分之一，并史无前例地超过15岁以下的人口总数。养老，这个人人终将面临的问题，也正摆在各国政府面前。

       外国养老也“恋家”

       在国内，住养老院总给人孤老无依的凄凉感，很多老人也都对此心怀芥蒂。其实，这种排斥情绪并非国内独有。在养老保障制度起步更早的西方，养老院也不都招人“待见”。据调查，美国85%的老年人希望在家养老。柏林市民在媒体采访中也毫不掩饰地说，不想进养老院，还盼着80岁和孙子一起骑自行车呢！由此可见，和家人共同生活，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或许是海内外老人的共同心愿。近些年来，鼓励居家养老似乎也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

       有报道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养老保障体系发源地欧洲，传统的养老院日渐呈现出被冷落之势，各国政府着力在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上投入更大的资金和人力，使得老人能在家里、社区等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

       在联合国发布的老年人 “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瑞典，现有居家、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等养老模式。其中，政府正在大力倡导居家养老，鼓励健康的老人留住家中，同时为其提供全天候服务。只要老年人提出申请，一经核准，便会有专业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医疗和家政服务，并为其配备专门的传呼和报警设备。在荷兰，政府同样既在理念上鼓励老人尽可能长地在家居住，也在设施上给予多方位的保障。荷兰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家保健机构，可以为区内老人定期派送护士和义工，同时国家还会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

       再把视线转向亚洲，在新加坡，家庭和社区养老在养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加坡不但通过立法规定了家庭赡养义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家庭养老。如覆盖八成居民人口的“组屋”往往设计宽敞，面向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者，并给希望与老人同住的申请者提供优先权和一笔相当可观的折扣，以鼓励年轻人赡养父母、照顾老人。此外，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社区日间护理中心可以助其化解后顾之忧——老人白天可在“托老所”找乐子，既有人照顾，又有很多同龄玩伴，晚上还可以回家与家人同住。在率先迈向老龄化的日本，政府早在1982年就出台了《老人保健法》，以立法形式引导老人福利政策的重心向居家养老的方向转移。如政府出资培训10万名家庭护理员，开发一批低价位“三代同堂”的住宅等。在2000年，政府又出台了护理保险制度，旨在解决日本老年护理的难题和遏制日趋严重的医疗财政赤字，帮助老人“脱离医院、回归社区、回归家庭”。据悉，国民每年缴纳3000日元，即可在65周岁后接受这项保险所提供的服务。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针对在家养老的独居老人，科研人员正在研制一套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秘密武器”——全新监测系统。该系统由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电视界面、电话和一系列传感器组成，这些传感器被精心放置在老人活动的关键地点，如浴室、厨房入口和卧室，用来监视老人家中情况并记录他们的行为，并把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

       养老金缺口怎么填？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各国政府和社保机构的养老支出日渐庞大，怎样发展可持续的养老体系？

       用石油资源储备养老资金？这样的奇思妙想在北欧福利型国家挪威却是施行多年的现实。地处北海之滨，挪威不仅是北欧最大产油国，也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 1990年，挪威政府以石油收入为来源，建立了石油基金。 2006年，挪威政府颇有远见地将石油基金改组为挪威全球养老基金，以应对未来养老资金缺口。策略上，挪威全球养老基金“深耕”海外投资，持有全球8000多个公司股份。截至2012年6月30日，挪威全球养老基金的总资产约合5940亿美元，系全球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

       填补养老金缺口，有的国家靠扩充来源，有的国家靠优化管理。

       美国自有一套历史悠久、层次分明的养老保险体系：顶层有联邦政府统一组织、强制执行的基本养老金；中间有雇主资助的私营养老金（其中还包括非盈利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养老金）；底部则是完全由个人自愿参加的储蓄养老金。美国的养老金储备库主要由这三股水源支撑，且能呈现此消彼长、互为补充的呼应态势。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基本养老金覆盖面最广，属于最“保底”的养老来源。它的源头是工薪族在工作期间缴纳的薪资税，只要是全职工作10年以上的公民，在退休后就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据统计，美国65岁以上的工薪族90%可以在退休后拿到这种养老金，约占美国老年人退休后总收入的40%。然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美国养老基金也面临财政吃紧的窘境。这时，三股水源就可起到一定的调剂作用，私营退休金、个人储蓄可以担当起政府退休金的重要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时，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全面福利”，而是“帮助自助者”。这一理念既节省了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又能促进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