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60后”第一份工资的回忆

     “50后”：首份工资用得最小心翼翼

       在很多人眼里，“50后”生活在艰难的年代里。“50后”的幼年或童年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50后”集体的深刻记忆。大串联，大游行，喊口号，举拳头，而“失学”也是“50后”的另一个磨难。在他们的记忆里，政治、阶级、集体主义取代了文化和知识，大量的时间花在开会、劳动上。

       很多“50后”的第一份工作由国家分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则“上山下乡”，从城镇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的瑞安，没有遍地开花的小卖部，更没有品牌云集的百货大楼，但经历过贫穷、饥饿的“50后”，却养成了保守的消费习惯，相较于“花费”，他们更愿意“存钱”，此外，与兄弟姐妹们共同成长的他们，也较独生子女更懂得分享与给予。第一份工资对于经历过贫穷、饥饿的“50后”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50后”故事

       第一份工资：跑城里买稀罕货

       戴师傅生于1954年，初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瑞安沿海轮船公司当船员。“第一笔工资领到25元，当时算蛮多的。”戴师傅说，那时物资匮乏，商品短缺，吃饭都凭粮票去供销社领的，有钱而没有票证是买不回东西的。他拿着第一笔工资，乘轮船停靠上海的时候，跑到百货公司，买了几件化纤衣服、热水瓶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

       从上海回到家，戴师傅成了街坊邻里的“明星人物”，因为很多人都托他在上海捎东西。“我每次出海，很多亲戚和邻居会给我列清单，就图个在上海买东西方便。”还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找到戴师傅，帮忙买自行车、呢大衣，甚至还有大白兔奶糖等，这些在瑞安买不到的东西。

       同样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鲍，第一份工资是21元。老鲍舍不得花，把每月的工资都攒起来，整整攒了一年，终于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当时戴手表还不普遍，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简直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老鲍说。

       第一份工资：就想着攒钱买土特产带回家

       马师傅1957年出生，初中毕业后，被分配至崇明农场当木工、造房子。当时，工友们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是18块钱，不算太多，“其中九块钱用来买一日三餐的饭票，这算是吃得比较省的，四块钱用来买日用品、肥皂等，剩下五块钱，把它存起来，回家前买点特产带回去。”

       70年代中期，崇明岛上唯一的小卖部位于岛的上埠，从马师傅工作地点步行过去，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花上几毛钱坐公交又不划算，所以基本不会有其他花销。”马师傅不抽烟、不喝酒，平时每月几乎没有额外支出。

       马师傅告诉记者，当时从崇明来回上海一趟的交通成本是2块8毛钱，相当于1/6的月收入，因此，勤俭的他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会买上大包小包鲫鱼、黄鳝等当地土特产带回家，与父母、兄弟姐妹们共享。

       工作第一年，马师傅几乎没有任何应酬支出，直到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27块钱，才偶尔买些小酒和土特产，用煤球炉烧些小菜，与室友小酌聚餐。尽管生活艰辛、物资相对匮乏，但在马师傅看来，那样的纯真年代再也回不来了，所幸的是，艰难岁月里却萌生出了质朴的爱情，这段缘分延续至今。

     “60后”：一半补贴家用，一半买贴花

     “60后”的入职时间一般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家里的经济开始有所宽裕，生存压力较小，但不少家庭还处于温饱水平，家里领工资的青年自然而然成了家中的经济支柱，大都是领了工资直接补贴家用。

     “60后”是现在社会的中间力量，但其中有不少人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首笔工资收入，聊起来也很激动。整体而言，他们对比“50后”，经济有所宽裕、生存压力略小，也没有“70后”、“80后”买房租房的压力；首份工资根据工种有了差异，但整体来说差异不大；在刚刚参加工作时，有的还能享有免费食堂、免费宿舍的待遇很有点延续了大学时代集体生活的意思。

       当然，也有不少家庭的“老大”延续了“60后”贴补家用的习惯，在上海，很多家庭里“大姐”的首份工资贡献给了：母亲的围巾、小妹的毛线、插队落户弟弟的汇款单……

     “60后”故事

       第一份工资：58元26元零存整取

       老贾清楚地记得自己拿到第一份工资时的激动：58元这要感谢他的本科学位，令他的工资等级一下子跃到了跟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爸的同一水平。

     “当时我爸跟我说，家里三兄弟大哥在卫生局，小弟在大学当老师，不需要我补贴，让我每月存26元在银行，这样三年以后就有近一千块了。”老贾最清楚的就是自己的第一份工资近一半放到银行当时最流行的“零存整取”账户里。

       剩下的钱怎么花？在老贾的印象中，一个宿舍的同事在周末轮流请客，但也没有上馆子。是到菜场去买回来大家一起聚餐：“反正花不了多少钱。”但老贾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工作的第一年里两件最奢侈的消费先攒了两个月买了辆自行车，然后再攒了3个月买了个音响。“后来自行车被偷的时候，还心疼了好一阵。”老贾笑言。

     “60后”集体生活下的“私房钱”

       葛女士1964年出生，入职时间是1984年。在国企工作的她，第一笔工资是21元。“领到钱后分文未花，回家就交给父亲，很自豪也能赚钱帮家里了。”葛女士感叹地说，钱虽然不算多，但当时还是很有分量的，现在工资一涨再涨，却也没有当初第一份工资到手的那种分量了。她说，“60后”的兄弟姐妹普遍较多，一般领了工资，会交父母的居多，用于补贴家里的开销。

       说起自己的第一笔工资，夏先生说，当时领到20多元，一半放在了贴花储蓄里。“10元钱一张的贴花，跟创口贴般一样大小，每个月领一张贴花，按月份整整齐齐贴在存折上，一年下来就有100多元，过年时给家里置办了一台收音机。”夏先生说，那时贴花储蓄是风行千家万户的一种存钱方式，后来随着储蓄品种的增多和人们理财观念的变化，已经永远留在“60后”的记忆里。

     “50后”：首份工资用得最小心翼翼

       在很多人眼里，“50后”生活在艰难的年代里。“50后”的幼年或童年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50后”集体的深刻记忆。大串联，大游行，喊口号，举拳头，而“失学”也是“50后”的另一个磨难。在他们的记忆里，政治、阶级、集体主义取代了文化和知识，大量的时间花在开会、劳动上。

       很多“50后”的第一份工作由国家分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则“上山下乡”，从城镇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的瑞安，没有遍地开花的小卖部，更没有品牌云集的百货大楼，但经历过贫穷、饥饿的“50后”，却养成了保守的消费习惯，相较于“花费”，他们更愿意“存钱”，此外，与兄弟姐妹们共同成长的他们，也较独生子女更懂得分享与给予。第一份工资对于经历过贫穷、饥饿的“50后”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50后”故事

       第一份工资：跑城里买稀罕货

       戴师傅生于1954年，初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瑞安沿海轮船公司当船员。“第一笔工资领到25元，当时算蛮多的。”戴师傅说，那时物资匮乏，商品短缺，吃饭都凭粮票去供销社领的，有钱而没有票证是买不回东西的。他拿着第一笔工资，乘轮船停靠上海的时候，跑到百货公司，买了几件化纤衣服、热水瓶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

       从上海回到家，戴师傅成了街坊邻里的“明星人物”，因为很多人都托他在上海捎东西。“我每次出海，很多亲戚和邻居会给我列清单，就图个在上海买东西方便。”还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找到戴师傅，帮忙买自行车、呢大衣，甚至还有大白兔奶糖等，这些在瑞安买不到的东西。

       同样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鲍，第一份工资是21元。老鲍舍不得花，把每月的工资都攒起来，整整攒了一年，终于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当时戴手表还不普遍，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简直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老鲍说。

       第一份工资：就想着攒钱买土特产带回家

       马师傅1957年出生，初中毕业后，被分配至崇明农场当木工、造房子。当时，工友们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是18块钱，不算太多，“其中九块钱用来买一日三餐的饭票，这算是吃得比较省的，四块钱用来买日用品、肥皂等，剩下五块钱，把它存起来，回家前买点特产带回去。”

       70年代中期，崇明岛上唯一的小卖部位于岛的上埠，从马师傅工作地点步行过去，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花上几毛钱坐公交又不划算，所以基本不会有其他花销。”马师傅不抽烟、不喝酒，平时每月几乎没有额外支出。

       马师傅告诉记者，当时从崇明来回上海一趟的交通成本是2块8毛钱，相当于1/6的月收入，因此，勤俭的他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会买上大包小包鲫鱼、黄鳝等当地土特产带回家，与父母、兄弟姐妹们共享。

       工作第一年，马师傅几乎没有任何应酬支出，直到第二年，他的工资涨到了27块钱，才偶尔买些小酒和土特产，用煤球炉烧些小菜，与室友小酌聚餐。尽管生活艰辛、物资相对匮乏，但在马师傅看来，那样的纯真年代再也回不来了，所幸的是，艰难岁月里却萌生出了质朴的爱情，这段缘分延续至今。

     “60后”：一半补贴家用，一半买贴花

     “60后”的入职时间一般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家里的经济开始有所宽裕，生存压力较小，但不少家庭还处于温饱水平，家里领工资的青年自然而然成了家中的经济支柱，大都是领了工资直接补贴家用。

     “60后”是现在社会的中间力量，但其中有不少人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首笔工资收入，聊起来也很激动。整体而言，他们对比“50后”，经济有所宽裕、生存压力略小，也没有“70后”、“80后”买房租房的压力；首份工资根据工种有了差异，但整体来说差异不大；在刚刚参加工作时，有的还能享有免费食堂、免费宿舍的待遇很有点延续了大学时代集体生活的意思。

       当然，也有不少家庭的“老大”延续了“60后”贴补家用的习惯，在上海，很多家庭里“大姐”的首份工资贡献给了：母亲的围巾、小妹的毛线、插队落户弟弟的汇款单……

     “60后”故事

       第一份工资：58元26元零存整取

       老贾清楚地记得自己拿到第一份工资时的激动：58元这要感谢他的本科学位，令他的工资等级一下子跃到了跟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的老爸的同一水平。

     “当时我爸跟我说，家里三兄弟大哥在卫生局，小弟在大学当老师，不需要我补贴，让我每月存26元在银行，这样三年以后就有近一千块了。”老贾最清楚的就是自己的第一份工资近一半放到银行当时最流行的“零存整取”账户里。

       剩下的钱怎么花？在老贾的印象中，一个宿舍的同事在周末轮流请客，但也没有上馆子。是到菜场去买回来大家一起聚餐：“反正花不了多少钱。”但老贾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工作的第一年里两件最奢侈的消费先攒了两个月买了辆自行车，然后再攒了3个月买了个音响。“后来自行车被偷的时候，还心疼了好一阵。”老贾笑言。

     “60后”集体生活下的“私房钱”

       葛女士1964年出生，入职时间是1984年。在国企工作的她，第一笔工资是21元。“领到钱后分文未花，回家就交给父亲，很自豪也能赚钱帮家里了。”葛女士感叹地说，钱虽然不算多，但当时还是很有分量的，现在工资一涨再涨，却也没有当初第一份工资到手的那种分量了。她说，“60后”的兄弟姐妹普遍较多，一般领了工资，会交父母的居多，用于补贴家里的开销。

       说起自己的第一笔工资，夏先生说，当时领到20多元，一半放在了贴花储蓄里。“10元钱一张的贴花，跟创口贴般一样大小，每个月领一张贴花，按月份整整齐齐贴在存折上，一年下来就有100多元，过年时给家里置办了一台收音机。”夏先生说，那时贴花储蓄是风行千家万户的一种存钱方式，后来随着储蓄品种的增多和人们理财观念的变化，已经永远留在“60后”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