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物价暴涨有多恐怖？

       抗战八年，大后方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物价翻了1800倍

       众所周知，中国在抗战期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1944年孔祥熙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中，有所解释：“中国物价上涨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战已七载，军需浩繁，物资日渐缺乏，供应未能适应，加以国际路线阻断，运输困难，国内经济情况，益形艰困。”

       孔氏之言乃是实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就相继沦陷，中国损失了绝大部分工业，以及半数以上的农业。至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几乎丧失了所有对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1年降低78%, 仅为1937年中国总进口量的6%。供需失衡，必然导致物价上涨。

       与此同时，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急剧增加。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达28亿元，1941年底增至151亿元，1944年底为1894亿元，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是5569亿元。八年间，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

       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将1937年上半年大后方的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39年为213，1941年为1294，1945年则是184455。这意味着，八年来后方物价翻了1800多倍。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桂林熟盐在1937年时为0.117元/市斤，1939年涨至0.369元/市斤，约增长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当于1937年的279.14倍。

通货膨胀问题在战后也没有得到解决，以至1948年某工厂在发薪日要准备堆积如山的法币。

       国军“空额”超过420万人，浪费大量军费，是通胀加剧的关键

       国民政府当日，无法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故一再加印法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只占总开支的10%—20%，最高不过30%—40%，而抗战后的1937—1940年，财政赤字平均占支出的70%左右，1941年—1945年，这个数字更提高至78%。

       战时财政支出主要为军费开销。以1941年为例，政府支出100.03亿，其中军费占到73%。当年收入仅13.1亿，赤字86.92亿。后几年军费所占比重基本与此持平，至1945年增至87.3%。财政赤字、军费开支和增发法币三者在数量上大体是相等的。

       军费固然关乎抗战前途，但并非不能削减，消减的关键在于清查空额。美国经济学家杨格在战前就注意到国军“吃空额”的问题，军官“按照他手下部队的人数一次领到一笔整钱，但是他并不向每个士兵挨个发放。这种发放方法，养成带兵官长们惯常吃空额，把根本不存在和已经离开或死亡的士兵薪饷装入腰包，以致最高当局弄不清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1942年10月，杨格建议国民政府削减军队，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使政府足以给余下的部队较好的给养；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

       1943年, 孔祥熙也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介石建议:“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国军中领军饷的士兵人数与实际人数相差极大。陈诚晚年回忆，他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时，“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除了核实士兵人数，孔祥熙还希望严格各项军事支出。他在1939年给蒋介石的密报中说，“在预算所列及核定战务费数目之外，军政部往往以临时支出为理由，商请财务部另行筹拨”；有时“各省往往以军事开支过巨，收不敷支，请求财政部增加补助。无厌之求既难悉应，而国防工事及其他军事设施，地方是否切实办理，及有无虚糜，或藉口索款之处，财政部无从查核。”从孔氏的话中可知，战事紧张常成为地方军事长官向中央索款，而中饱私囊的借口。

       紧缩军费不但不会削弱国军，反而能抑制军中腐败，提升战斗力，并减少财政赤字和法币发行量，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因为阻力过大，蒋介石始终无法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其后果则是，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

       抗战八年，大后方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物价翻了1800倍

       众所周知，中国在抗战期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1944年孔祥熙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中，有所解释：“中国物价上涨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战已七载，军需浩繁，物资日渐缺乏，供应未能适应，加以国际路线阻断，运输困难，国内经济情况，益形艰困。”

       孔氏之言乃是实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就相继沦陷，中国损失了绝大部分工业，以及半数以上的农业。至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几乎丧失了所有对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1年降低78%, 仅为1937年中国总进口量的6%。供需失衡，必然导致物价上涨。

       与此同时，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急剧增加。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达28亿元，1941年底增至151亿元，1944年底为1894亿元，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是5569亿元。八年间，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

       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将1937年上半年大后方的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39年为213，1941年为1294，1945年则是184455。这意味着，八年来后方物价翻了1800多倍。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桂林熟盐在1937年时为0.117元/市斤，1939年涨至0.369元/市斤，约增长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当于1937年的279.14倍。

通货膨胀问题在战后也没有得到解决，以至1948年某工厂在发薪日要准备堆积如山的法币。

       国军“空额”超过420万人，浪费大量军费，是通胀加剧的关键

       国民政府当日，无法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故一再加印法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只占总开支的10%—20%，最高不过30%—40%，而抗战后的1937—1940年，财政赤字平均占支出的70%左右，1941年—1945年，这个数字更提高至78%。

       战时财政支出主要为军费开销。以1941年为例，政府支出100.03亿，其中军费占到73%。当年收入仅13.1亿，赤字86.92亿。后几年军费所占比重基本与此持平，至1945年增至87.3%。财政赤字、军费开支和增发法币三者在数量上大体是相等的。

       军费固然关乎抗战前途，但并非不能削减，消减的关键在于清查空额。美国经济学家杨格在战前就注意到国军“吃空额”的问题，军官“按照他手下部队的人数一次领到一笔整钱，但是他并不向每个士兵挨个发放。这种发放方法，养成带兵官长们惯常吃空额，把根本不存在和已经离开或死亡的士兵薪饷装入腰包，以致最高当局弄不清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1942年10月，杨格建议国民政府削减军队，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使政府足以给余下的部队较好的给养；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

       1943年, 孔祥熙也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介石建议:“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国军中领军饷的士兵人数与实际人数相差极大。陈诚晚年回忆，他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时，“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除了核实士兵人数，孔祥熙还希望严格各项军事支出。他在1939年给蒋介石的密报中说，“在预算所列及核定战务费数目之外，军政部往往以临时支出为理由，商请财务部另行筹拨”；有时“各省往往以军事开支过巨，收不敷支，请求财政部增加补助。无厌之求既难悉应，而国防工事及其他军事设施，地方是否切实办理，及有无虚糜，或藉口索款之处，财政部无从查核。”从孔氏的话中可知，战事紧张常成为地方军事长官向中央索款，而中饱私囊的借口。

       紧缩军费不但不会削弱国军，反而能抑制军中腐败，提升战斗力，并减少财政赤字和法币发行量，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因为阻力过大，蒋介石始终无法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其后果则是，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