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养老沉浮

       近10年来投资于上海的外资养老项目并不少，但多是败北而归

     “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我国仅用不到2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老’之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将贯穿整个21世纪。

       伴随“银发中国”而来的“银发经济”并没有“变老”之路走得快。按照国际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机构养老这一标准，我国至少需要1000万张养老床位。2014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透露的数据是，中国目前全国养老床位数达到500万。此间仍有500万张养老床位的巨大差距。

       最近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50%，2013年突破1亿人。

     “养老产业在我国还没有完全被激活，养老仍是政府头痛的民生问题，但是没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却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上海申福养老产业服务中心主任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曾经败北的外资养老院

       Emeritus Senior Living现任CEO丹尼尔·巴提在多年前曾对某外国媒体说：“我们以很低的折扣卖掉了那些权益，之后回家了。”

       他讲的是曾经夭折在上海的外资退休社区。1998年，美国老年公寓开发公司假日退休集团（Holiday Retirement Corp.）在上海郊区兴建了一座退休社区，丹尼尔·巴提曾是该项目的主导者。但最终因为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该项目于2006年终止了运营，其后该设施变成了经济型酒店。

     “当时我们来得有点儿早。”丹尼尔·巴提解释失败原因时说。

       近10年来投资于上海的外资养老项目并不少，但多是败北而归。

       紧接而来的德国著名的奥古斯汀养老院也没能尝到甜头。2006年，号称国内首家顶级外资养老院的上海奥古新诺颐养中心因在上海拿地受阻而中途夭折。

     “奥古新诺颐养中心是目前独一无二的外资高端养老院，将会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潜力和机会。”上海龙君置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该项目由德国著名的奥古斯汀养老院与上海龙君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总投资额为10亿元人民币；原计划落户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建成并投入运行。但事与愿违，奥古新诺颐养中心的投资故事成为了外资投资上海养老业被经常提及的失败案例。

       外资养老在中国的滑铁卢不仅仅在上海。2007年日本爱思文化交流公司组织下关和山口等30多家养老机构高管到青岛考察投资。这不是第一批看中青岛养老市场的外资机构。

       此前，德国青年社会及教育工作国际联盟两次到青岛考察老年市场，并与青岛老龄办达成了合作意向：在未来两三年内，双方结合各自的优势与特点，在青岛开办养老服务业项目，建设高档养老机构。同时，中德还酝酿异地休闲式养老，实现老年人跨境互访。

       但是至今青岛仍无一家外资养老机构。

       在当时，赢利性质的养老机构在我国政策和体制上还是空白，究竟由哪些部门来具体管理均无明确规定。除此以外，外资养老机构的创设动辄需要上百亩土地，政府对土地的规划审批又十分谨慎，难度可想而知。

       正是因为此前并无成功案例，观望成为绝大多外资探路中国养老的态度。

       外资养老再试水

       丹尼尔·巴提又来中国了。这次的开始，起码让人觉得是有希望。

       美国养老和医疗投资公司Columbia Pacific Management Co.及老年协助生活社区运营商Emeritus Senior Living共同设立了中国首家外资老年康复护理机构“凯健国际”。

       2012年6月中旬，上海凯健华鹏老年服务有限公司在浦东成立，与之前成立的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经营性养老服务机构—上海凯建华展老年护理有限公司一起，被许可在中国试用统一品牌“凯健国际”进行养老业务经营和推广。

       现在，“凯健国际”在上海和北京共有三家养老机构。据“凯建”所提供的消息，未来几年将在中国各地陆续开设更多养老机构。

       一起跟随外资进入的，还有养老行业的国际人才。凯健国际营运总监李飞东是在20年后才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此前他曾就职于美国得州和加州的多家养老医疗康复中心，拥有10余年养老行业运营管理经验。“之前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养老市场，我刚出国时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养老产业、养老服务，还都是五保户，等等。”李飞东说，“早些时候有些机构跟我接触过，但是我觉得条件还不成熟，国内还没有机构能够利用上我的经历和知识。”

       除了凯健国际之外，上海目前还有两家有外资背景的养老机构，一家是由上海复星集团和美国峰堡集团共同投资的“上海星堡”，另一家是由上海协通集团和日本RIEI株式会社共同投资的“上海礼爱”。

       也在尝试进入中国养老产业的，还有瑞典爱生雅集团。“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通过大量的家访发现，居家护理在中国将是非常有市场的。” 爱生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监黄家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1年，由瑞典爱生雅集团创办的“家护”居家护理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

     “一年前，我有幸带团在上海世博会瑞典馆举行了‘中瑞和谐健康论坛’，在论坛上两国政府签署了行动方案，老年人护理和残疾人的关爱被列为了合作的重中之重。而今天，我们在老年人护理领域方面的合作成果已经开始显现了出来。”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儿童与老年事务大臣玛丽亚·拉尔松在“家护”的启动仪式上说。

     “家护”秉持的是专业护理。“我们的成员都具备了国际化护理知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能够向中国的居家老人提供全面的护理与观察服务、根据医嘱的健康护理指导疾病预防与康复训练服务、常见疾病的专业护理等。这些恰好是市场上还没有人做的部分。”黄家悌说，“很多人会觉得，家护的专业护理师和钟点阿姨或者保姆没什么区别，但这两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据上海市工商局给《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复说，上海现在的外资养老院并不多，并且均为中外合资形式，还没有外资独资的养老机构。“凯建”是外资投入通过审批的第一家外资养老机构。

       瞄向谁

       现在进入中国的外资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都不便宜。

     “根据不同的服务项目收费，人均每个月一万左右。”李飞东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星堡的收费采取了“月费涵盖全包式”，即除了一次性5万元左右的入住费外，自理单元每月费用从7100元到3万元不等，服务内容包括一日三餐、公共事业费和维护费，每周一次的客房清洁、社区内设医疗诊所服务等，合同期为一年起。

     “我们一直都在专注于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住在这里的老人很多都是需要专业帮助的。”李飞东说，“当消费者有特定需求的时候，如果我们能解决他的问题，那我们就有存在的理由。没办法在家养老，去医院又接待不了的，恰恰就是我们能够服务的。”

       凯建引入了美国的分级护理评估系统，包括入住前评估、入住后评估、30天再评估、每3月评估。每日均有医生家庭式查房及护理查房，保证医院治疗的有效延续。

       开业一年后，“凯健国际”的第一个项目“凯健国际徐汇苑”的入住率为50%，这里一共有70张床位。“市场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与它们不同的是，“家护”现阶段的服务对象很大一部分为低保人员。“政府每年在养老方面给予一定的补贴，现在大家都发现单纯生活照料没办法完全满足老人的实际养老需要，所以才会让我们尝试专业护理，从原本的补贴中分出一部分，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一部分费用。”家护总经理周炜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专业康复和专业护理大部分并不是需要24小时不断的，多为每个月8～9次，每次1～2个小时，虽然服务的价格不便宜，但这是普通人也能够购买的起的服务。”

     “对于居家护理来说，还属于初期阶段，不能说市场已经打开了。政府的支持虽然很重要，但是终究也是要走向市场的。进入这个产业就要有长期的打算，产业的成熟度会上升。”黄家悌说，“上海这个城市比较有机会走在前面。”

     “凡是国家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开出的优惠条件，我们也一视同仁地提供给外资养老机构，并没有不同的待遇。”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张凡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有将近400万老人，现在上海全部的外资养老机构床位都加起来也没超过一千张。”外资养老来了，但仍处于探水阶段。他们正尝试寻找在中国养老市场的合适定位，该把目标瞄向谁。

      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正试图进来中国养老市场的外资多少是有些很盲目的。”在胡丁捷看来，很多正在想要进入中国养老市场的外国资本方并不了解他们的“新战场”。原上海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在2013年退休后，注册了一家养老产业服务中心。养老服务咨询与指导以及开展养老服务评估，成为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像这样一家类似于中介机构的组织太少了，我之前碰见一些外资，以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参与非营利性机构投资，还期望获得投资回报；甚至是委托文化咨询公司来策划养老机构投资，一开始就走弯路。”

       一些外资机构希望在中国开办养老服务业项目，不过，面对政策真空，各部门也都有些挠头。

       以前外资养老属于民政、工商、卫生三部门的边缘部分。“现在外资养老机构的行政许可证由市民政部门发。”张凡说。

       过去，在中国养老机构属于非营利单位，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利润，投资者不能也无法获得分红。而外资既不能也不希望成为“无利可图”的非营利单位，所以只能在工商部门以老年服务咨询公司、老年健康管理公司等名称注册公司。“名字这个问题也在协调，以后能够以养老院来注册。” 张凡说。


凯建进入上海养老市场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审批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许多相关的政策上是空白，民政部那里也没有具体的要求。我们当时跟市商委、市工商以及市发改委组成工作小组，集体讨论该如何处理。”张凡介绍说。“当然，两年前外资机构想进入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提醒过注意风险，因为外资进来做的都是高端养老机构。”

有没有医保，也是一个我们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李飞东说。而对于“家护”来说，能否取得医疗资质许可也还在协商中。虽然政策上已经鼓励“医养结合”，但目前政策只探讨到养老机构可以内设医疗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的医疗资质该怎样处理显然还在“摸石头”中。

实际上，中国养老市场也正期待着外资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国外的养老机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足够的经验，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运营管理以及先进的养老理念能够被带入到上海养老市场以借鉴。”张凡说，“我们也希望外资养老机构能否顺利地适应现在的中国市场。”

       近10年来投资于上海的外资养老项目并不少，但多是败北而归

     “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我国仅用不到2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老’之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将贯穿整个21世纪。

       伴随“银发中国”而来的“银发经济”并没有“变老”之路走得快。按照国际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机构养老这一标准，我国至少需要1000万张养老床位。2014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透露的数据是，中国目前全国养老床位数达到500万。此间仍有500万张养老床位的巨大差距。

       最近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50%，2013年突破1亿人。

     “养老产业在我国还没有完全被激活，养老仍是政府头痛的民生问题，但是没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却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上海申福养老产业服务中心主任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曾经败北的外资养老院

       Emeritus Senior Living现任CEO丹尼尔·巴提在多年前曾对某外国媒体说：“我们以很低的折扣卖掉了那些权益，之后回家了。”

       他讲的是曾经夭折在上海的外资退休社区。1998年，美国老年公寓开发公司假日退休集团（Holiday Retirement Corp.）在上海郊区兴建了一座退休社区，丹尼尔·巴提曾是该项目的主导者。但最终因为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该项目于2006年终止了运营，其后该设施变成了经济型酒店。

     “当时我们来得有点儿早。”丹尼尔·巴提解释失败原因时说。

       近10年来投资于上海的外资养老项目并不少，但多是败北而归。

       紧接而来的德国著名的奥古斯汀养老院也没能尝到甜头。2006年，号称国内首家顶级外资养老院的上海奥古新诺颐养中心因在上海拿地受阻而中途夭折。

     “奥古新诺颐养中心是目前独一无二的外资高端养老院，将会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潜力和机会。”上海龙君置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该项目由德国著名的奥古斯汀养老院与上海龙君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总投资额为10亿元人民币；原计划落户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建成并投入运行。但事与愿违，奥古新诺颐养中心的投资故事成为了外资投资上海养老业被经常提及的失败案例。

       外资养老在中国的滑铁卢不仅仅在上海。2007年日本爱思文化交流公司组织下关和山口等30多家养老机构高管到青岛考察投资。这不是第一批看中青岛养老市场的外资机构。

       此前，德国青年社会及教育工作国际联盟两次到青岛考察老年市场，并与青岛老龄办达成了合作意向：在未来两三年内，双方结合各自的优势与特点，在青岛开办养老服务业项目，建设高档养老机构。同时，中德还酝酿异地休闲式养老，实现老年人跨境互访。

       但是至今青岛仍无一家外资养老机构。

       在当时，赢利性质的养老机构在我国政策和体制上还是空白，究竟由哪些部门来具体管理均无明确规定。除此以外，外资养老机构的创设动辄需要上百亩土地，政府对土地的规划审批又十分谨慎，难度可想而知。

       正是因为此前并无成功案例，观望成为绝大多外资探路中国养老的态度。

       外资养老再试水

       丹尼尔·巴提又来中国了。这次的开始，起码让人觉得是有希望。

       美国养老和医疗投资公司Columbia Pacific Management Co.及老年协助生活社区运营商Emeritus Senior Living共同设立了中国首家外资老年康复护理机构“凯健国际”。

       2012年6月中旬，上海凯健华鹏老年服务有限公司在浦东成立，与之前成立的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经营性养老服务机构—上海凯建华展老年护理有限公司一起，被许可在中国试用统一品牌“凯健国际”进行养老业务经营和推广。

       现在，“凯健国际”在上海和北京共有三家养老机构。据“凯建”所提供的消息，未来几年将在中国各地陆续开设更多养老机构。

       一起跟随外资进入的，还有养老行业的国际人才。凯健国际营运总监李飞东是在20年后才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此前他曾就职于美国得州和加州的多家养老医疗康复中心，拥有10余年养老行业运营管理经验。“之前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养老市场，我刚出国时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养老产业、养老服务，还都是五保户，等等。”李飞东说，“早些时候有些机构跟我接触过，但是我觉得条件还不成熟，国内还没有机构能够利用上我的经历和知识。”

       除了凯健国际之外，上海目前还有两家有外资背景的养老机构，一家是由上海复星集团和美国峰堡集团共同投资的“上海星堡”，另一家是由上海协通集团和日本RIEI株式会社共同投资的“上海礼爱”。

       也在尝试进入中国养老产业的，还有瑞典爱生雅集团。“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通过大量的家访发现，居家护理在中国将是非常有市场的。” 爱生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监黄家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1年，由瑞典爱生雅集团创办的“家护”居家护理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

     “一年前，我有幸带团在上海世博会瑞典馆举行了‘中瑞和谐健康论坛’，在论坛上两国政府签署了行动方案，老年人护理和残疾人的关爱被列为了合作的重中之重。而今天，我们在老年人护理领域方面的合作成果已经开始显现了出来。”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儿童与老年事务大臣玛丽亚·拉尔松在“家护”的启动仪式上说。

     “家护”秉持的是专业护理。“我们的成员都具备了国际化护理知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能够向中国的居家老人提供全面的护理与观察服务、根据医嘱的健康护理指导疾病预防与康复训练服务、常见疾病的专业护理等。这些恰好是市场上还没有人做的部分。”黄家悌说，“很多人会觉得，家护的专业护理师和钟点阿姨或者保姆没什么区别，但这两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据上海市工商局给《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复说，上海现在的外资养老院并不多，并且均为中外合资形式，还没有外资独资的养老机构。“凯建”是外资投入通过审批的第一家外资养老机构。

       瞄向谁

       现在进入中国的外资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都不便宜。

     “根据不同的服务项目收费，人均每个月一万左右。”李飞东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星堡的收费采取了“月费涵盖全包式”，即除了一次性5万元左右的入住费外，自理单元每月费用从7100元到3万元不等，服务内容包括一日三餐、公共事业费和维护费，每周一次的客房清洁、社区内设医疗诊所服务等，合同期为一年起。

     “我们一直都在专注于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住在这里的老人很多都是需要专业帮助的。”李飞东说，“当消费者有特定需求的时候，如果我们能解决他的问题，那我们就有存在的理由。没办法在家养老，去医院又接待不了的，恰恰就是我们能够服务的。”

       凯建引入了美国的分级护理评估系统，包括入住前评估、入住后评估、30天再评估、每3月评估。每日均有医生家庭式查房及护理查房，保证医院治疗的有效延续。

       开业一年后，“凯健国际”的第一个项目“凯健国际徐汇苑”的入住率为50%，这里一共有70张床位。“市场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与它们不同的是，“家护”现阶段的服务对象很大一部分为低保人员。“政府每年在养老方面给予一定的补贴，现在大家都发现单纯生活照料没办法完全满足老人的实际养老需要，所以才会让我们尝试专业护理，从原本的补贴中分出一部分，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一部分费用。”家护总经理周炜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专业康复和专业护理大部分并不是需要24小时不断的，多为每个月8～9次，每次1～2个小时，虽然服务的价格不便宜，但这是普通人也能够购买的起的服务。”

     “对于居家护理来说，还属于初期阶段，不能说市场已经打开了。政府的支持虽然很重要，但是终究也是要走向市场的。进入这个产业就要有长期的打算，产业的成熟度会上升。”黄家悌说，“上海这个城市比较有机会走在前面。”

     “凡是国家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开出的优惠条件，我们也一视同仁地提供给外资养老机构，并没有不同的待遇。”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张凡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有将近400万老人，现在上海全部的外资养老机构床位都加起来也没超过一千张。”外资养老来了，但仍处于探水阶段。他们正尝试寻找在中国养老市场的合适定位，该把目标瞄向谁。

      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正试图进来中国养老市场的外资多少是有些很盲目的。”在胡丁捷看来，很多正在想要进入中国养老市场的外国资本方并不了解他们的“新战场”。原上海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在2013年退休后，注册了一家养老产业服务中心。养老服务咨询与指导以及开展养老服务评估，成为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像这样一家类似于中介机构的组织太少了，我之前碰见一些外资，以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参与非营利性机构投资，还期望获得投资回报；甚至是委托文化咨询公司来策划养老机构投资，一开始就走弯路。”

       一些外资机构希望在中国开办养老服务业项目，不过，面对政策真空，各部门也都有些挠头。

       以前外资养老属于民政、工商、卫生三部门的边缘部分。“现在外资养老机构的行政许可证由市民政部门发。”张凡说。

       过去，在中国养老机构属于非营利单位，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利润，投资者不能也无法获得分红。而外资既不能也不希望成为“无利可图”的非营利单位，所以只能在工商部门以老年服务咨询公司、老年健康管理公司等名称注册公司。“名字这个问题也在协调，以后能够以养老院来注册。” 张凡说。


凯建进入上海养老市场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审批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许多相关的政策上是空白，民政部那里也没有具体的要求。我们当时跟市商委、市工商以及市发改委组成工作小组，集体讨论该如何处理。”张凡介绍说。“当然，两年前外资机构想进入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提醒过注意风险，因为外资进来做的都是高端养老机构。”

有没有医保，也是一个我们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李飞东说。而对于“家护”来说，能否取得医疗资质许可也还在协商中。虽然政策上已经鼓励“医养结合”，但目前政策只探讨到养老机构可以内设医疗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的医疗资质该怎样处理显然还在“摸石头”中。

实际上，中国养老市场也正期待着外资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国外的养老机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足够的经验，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运营管理以及先进的养老理念能够被带入到上海养老市场以借鉴。”张凡说，“我们也希望外资养老机构能否顺利地适应现在的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