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

       【核心提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表现为三个特点，即未富先老、未备而老和孤独终老。为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我国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

　　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征

　　回顾历史，如果说1982年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举办第一届世界老龄问题大会的当时，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经历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到了21世纪，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全球化的现象了。根据联合国数据，从现在到2050年，老龄人口将从6亿增加到近20亿，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老龄人口预计将是现在的四倍。这一特殊变化将对全世界各国的每个社区、团体和个人产生影响。在过去三十年里，全球人口结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但建立一个适合全人类所有男女老少居住的和谐老龄社会依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早在1999年，我国就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1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1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1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19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处在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发展阶段。

　　2015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预测显示，从2015-2035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0%；此后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7%，人口总量达到2148亿，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000万。2020年后，进入加速和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超过4亿，高龄老人达到9500万。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比重将从目前的1/8增长到2050年的约1/4。2051-2100年，老年人口比重维持在30%以上，总量达到3-4亿。老年人口规模的估计和年龄标准有关，国际上一般用65岁来定义，一些发达国家提出推迟退休的制度安排，这都会影响老年人口的规模估计和他们实际发挥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1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人口发展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整体而言，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力量作用的结果：一个是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的下降，另一个是经济社29会进步导致老年人平均余寿延长。就第二个原因来说，人口老龄化是寿命革命的标志，是人口长寿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在一个开放的人口中，人口流动迁移也影响实有人口的老龄化方向、程度和进程。古今中外，长寿健康，人所共求。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趋势，是一种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宏观现象，生命老龄化是一种微观现象。两者是结合的，但角度不同。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办发布了5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6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综观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点主要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第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第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我们认为，我国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还有如下三大显著特点：

　　1、未富先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美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专家普遍认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世界各国从未遇过的一场人口危机。联合国估计，到下一代，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比20世纪的欧洲严重，届时，中国将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付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出自己数倍的国家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

　　根据国际上一般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中国也遵循这个规律，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出现，和人口控制密切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比一般国家严重。很多中国老年人缺乏社会养老保障，有保障的则是低水平保障。随着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留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空巢留守老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堪忧，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或者医疗保险。为了应对“未富先老”，政府需要倡导和实现生产性、有效益的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做大财富蛋糕，而不仅仅是积极老龄化（Activeaging）。我们要为幸福老龄化奠定物质和财富基础。

　　2、未备而老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似乎很突然，人力、物力、财力、认识和制度等准备不足，养老保障制度缺位严重，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巨大。根据报道，中国大约有318万家养老院提供120万张床位。这意味着每1000个老年人只有816张床位，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平均50-70张床位。根据国家民政部数据，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940万，其中城市有194万，农村有746万。部分丧失自理能力的人口大约为1894万人。为了应对“未备先老”，政府需要倡导和实现有准备的或者说有保障的老龄化，加大基础养老设施的投资力度，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减负。

　　3、孤独终老

　　目前，我国城市空巢老人比例达到4917%，农村达到3813%。0-30岁的独生子女人口达到1158亿，占同龄人口的2913%。孤独终老成为我国老龄化重要特征，老龄化与少子化、空巢化、残疾化和无偶化结合在一起，最后导致了一些老年人的老无所依、老难所养，特别是其中孩子夭折、配偶离世的孤寡“计划生育老人”，他们是最需要关注关怀关心的弱势群体和奉献群体，可能产生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持续、深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从宏观社会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活力问题。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社会养老的现时代，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将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压力，因为养老金的负担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而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两代人赡养比例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到在业人口的劳动产出率问题。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宏观效应。（2）从通观（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会带来一个广义的生活照料问题。在老年人失能的情势下，社会如何提供专业性的医护照料？家庭如何提供非专业的生活照料？如何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这是人口老龄化的通观效应。（3）从微观个体的角度说，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还有一个老年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老年人过上有欢乐、有价值、有创造的生活。归根结底，这是老年人身上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所决定的，可以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的微观效应。

　　二、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应对战略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概括而言，我们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取向：“积极应对，化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来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如果我们在全社会能准备好四大应对的战略，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确保老人安享晚年以及社会和谐发展两大目标。

　　（一）积极应对，化弊为利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并非没有希望，至少长寿是我们共同向往的，哪怕长寿的过程也伴随着病痛的折磨。在一般意义上，“好死不如赖活”也有其正面的含义，就是说，痛苦的活有时也不失其意志顽强、挑战生命的意义。

　　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树立的“科学老龄观”是辩证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后果的严重性、话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和回应。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可能转化为无法化解的巨大压力，也可能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引致生产，消费促进生产，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巨大的为老年人服务市场的需求昭示着巨大的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老龄化社会的商机无限。根据估计，我国未来养老市场潜力可能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可以帮助创造很多就业岗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老年人口并不完全是依赖性人口，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人口红利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口红利”，事实上，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为家庭、为成年儿女、为社会发展做出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老年人不是负担、包袱和问题的代名词。在理念上，那种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和包袱的观点是片面而且有害的，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会加大负面作用。因为，老年人口的存在一定会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是正是负，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一群体，这就要求社会高度重视老年人的正面作用，并要将负面作用想方设法进行转化。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质，是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1997年以来，国际上发布的5世界发展报告6和5世界人口状况6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广义人口红利理论与传统人口红利的区别在于：第一，人口红利能否获得的关键条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而不是人口负担轻。第二，广义人口红利从四个角度去看待人口红利，而传统人口红利只从人口转变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笔者提出了广义人口红利的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人口的转型红利就是“老年人口红利”。

　　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有爱心、有能力、有一定健康条件的老年人都是家庭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广义来说，老年人对儿女的各种帮助、在社会上的善举（如从事公益事业、志愿者活动）以及在市场上的消费等等也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通常说的老龄产业离不开老年群体的消费推动。提出老年人口红利，是想提醒一句：老年人口身上蕴藏着积极的潜力，我们不能完全将老年人口看作是负担、包袱和问题。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态度积极、身体健康、有一定技能、经验和知识的老年人始终是社会和家庭的宝贵财富。无论是1982年第一届维也纳世界老龄大会还是2002年第二届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都一以贯之地肯定了老年的价值。

　　“老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老年价值”的再发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改变了社会上对老年群体过于消极的评价，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一是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做暮年烈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二是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也就是“生产性的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提醒制定政府决策者、政策执行者要重视老年人的尊严、价值和参与，关注行为层面的“老有所为”，更要关注心理层面的“老有所用”以及价值层面的“老有所成”。

　　（二）提前应对，有备而老

　　我们耳熟能详的“未富先老”说法说明的是经济发展和老人增加的不平衡性，“未备先老”这一说法则依据我国养老服务供给普遍、长期、严重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这一事实作出的概括，这一特点将伴随我国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未来的养老服务社会化方向是建设和完善城乡统筹，专业规范，以满足老年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为目标，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护为补充的多支柱、多功能养老服务体系。但实际上，“未备先老”表现在很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养老服务供给，虽然这可能是最引人关注的一方面。

　　从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成功的老龄化一定是有准备、有储备的老龄化。无论是准老年人、家庭、社会和政府都需要为重度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准备。概括来说，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悄然无声却一步紧似一步。中国的人口每日每时都在推进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且高龄化问题、重度老龄化问题必将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提出了很多理论与主张，著名的有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三大原则等。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准备好。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需要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程度有高低，规模有大小。基础养老设施、服务体系、养老制度包括生育储备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时不我待，我们要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容应对。

　　2、健康准备

　　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我们要从全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推进“健康老龄化”，准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要为生命老年期的到来做好能力储备工作。长寿不等于健康。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曾经指出：“单纯寿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即健康寿命比寿命更重要”。身心健康构成了活动能力的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和健康产出。我们要倡导中青年人口“储蓄健康，应对老龄”。健康准备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建设。

　　3、生育准备

　　家庭养老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维护和光大这个优良的传统。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他们面临着同时赡养四位老人的无情事实。“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将困扰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人口政策因为没有“生育的战略储备”而给未来预留了巨大的社会隐忧。中国遍布城乡的养老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制度性特点。破解未来的养老问题，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调整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小学学校至少自1993年到2008年以来一直减少，这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1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109万所，锐减了5618%。根据教育部公布的5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我国小学生在校人数连续递减13年，已由1995年的13195115万人逐年减少到2008年的10331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09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少子化将加剧未来养老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

　　六普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1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1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187%。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1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1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1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1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1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1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1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1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32展堪忧。中国已经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

　　成年子女是很多老年人最重要的养老支持力来源。生育储备实质是人力储备。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成年子女无法应对双边老年父母的“二四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在有孩子的家庭类型中，控制其他变量不论，独生子女家庭应该是养老负担最重、养老功能最弱的家庭，而且还存在着孩子伤病残亡等巨大风险。

　　“六普”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独特的“独子高龄化”国情和挑战，涉老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应该顺势而为。首先，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朝适度生育、优化人口的方向努力，尊重天赋人权、提倡性别平等、鼓励普遍二胎。中国需要适度生育战略，尽快实施性别平等、城乡统筹、生育不少于两胎的长远政策，这是缓解重度老龄化冲击的治本之策。其次，要努力构筑老年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服务保障体系和人文关怀体系。

　　4、物质准备

　　物质储备意味着老龄社会要有物质基础，老年人要有经济基础。现在多投资点社会基础设施，就是为未来的重度老龄化减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今后的老年人，所以一些社会活动设施的投资表面上看用得人少，今后用得人却多。为未来社会的预先投资实际上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学家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是在为未来储蓄。特别是一个建筑和公共设施应该考虑到便于老年人的行动和出入，一个有老年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无障碍的。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成功的、幸福的老龄社会，为此，提出“老龄友好”、“老龄关怀”意识十分必要。这种老龄意识需要全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能否及早转化为政府的作为，才可能真正做到提前应对，有备而老。以我国养老机构为例，截止2008年底，我国机构养老机构近4万家，床位数是238万张，只占老年人口的114%，明显低于国际水准5%，引人深思的是，我国实际收养老人不足190万，空床率达到20%。所以，实际情况不仅是数量少、增速慢，而且品位低、服务差。

　　5、文化准备

　　建设和谐的老龄社会、实现和谐有保障的老龄化是我国的战略方向。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孝道正面临着重要的变革，其演变方向引起了关注。出路何在？我们需要继续倡导血亲孝，同时发展仁道孝，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建构坚强和谐的代际关系，探索“文化养老”的新路径。例如，除了已经有的源自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和我国传统的敬老节重阳节外，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学习设立“祖父母节”。好的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标识和文化灯塔，可以起到引导人心、强化伦理、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

　　成功老龄化的文化储备要以尊老、敬老、安老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发扬光大孝道文化和养生文化，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建设好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与天人关系，就一定可以持续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目标。例如，2010年民政部将统一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高龄津贴，就是制度层面的重要准备。

　　（三）科学应对，对症下药

　　要相信科学的力量，要相信人民的力量。我们要调查研究，广开言路，设计出重点领域，明确我们的路线图，列出优先次序。遵循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势而为。例如，笔者等在研究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战略构想时曾提出：以老年人自立互助为首要原则，以家庭支持和帮助为基础，以社区助老服务为依托，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为保障。

　　1982年维也纳召开首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上先后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等重要主张。2007年，笔者提出“和谐老龄化”命题，将成功老龄化发展成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及和谐老龄化良性互动的“铁三角”理论。和谐老龄化的关键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代际和谐以及以夫妇关系为轴心的代内和谐，当然和谐老龄化还应该包括老年人与社会、老年人与环境的和谐。没有和谐的老龄化，就不可能实现个体层面的“幸福老龄化”。和谐老龄化对中国这么一个非常重视伦理和关系的社会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是一个全球战略，其含义是指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机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2002年，第二届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5国际行动计划6要求各国制定三大优先政策：第一，老年人与发展优先；第33二，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优先；第三，保持切实可行的支持环境优先。

　　积极老龄化的主张是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世界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曾提出过“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的口号。1997年6月召开的西方七国丹佛会议，也提出过“积极老龄化”的主张。1999年5月，欧盟召开了积极老龄化国际研讨会。在1999年国际老人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和开展一场“积极老龄化的全球行动”。积极老龄化是对联合国提出的老年人五项原则“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的总体性阐述。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要求在三个方面采取行动，即健康、参与、保障。积极老龄化要求国际社会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应对措施，尊重老年权利，采取积极行动，使社会保持活力，实现和谐发展。

　　积极老龄化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推进老年发展，创造老年红利。个人拥有的自由时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以赋闲为特点的老年人恰恰拥有这一时间上的优势。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深刻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当人们还为一日三餐奔波，没有或者很少有自由时间时，他就缺少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个人的存在只能是片面的。马克思进一步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当然，自由时间可能是自由发展的时间，也可能是不知道如何打发的空虚无聊，个人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有无自由时间，更重要的是如何分配自由时间。

　　老年人的生活时间包括了睡眠时间、劳作（含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因此，闲暇时间量的统计就相当于一天24小时的时间常量减去睡眠时间量和劳作时间量。广义上说，由于没有工作的限制，城市老年人的全部生活时间基本上都可以当做是他们的闲暇时间；而农村老年人参加生产劳动以外的时间被视为闲暇时间。狭义上来说，老年人的闲暇时间被定义为那些除了用来满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后所剩的时间。一般来说，老年人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那么其闲暇时间的分配对于一个日趋老化的生命体就具备了不同的意义。

　　闲暇时间的分配包括：（1）娱乐时间，包括看电视、听广播、体育锻炼/健身活动、书画/摄影/收藏/手工、吹拉弹唱跳舞、看演出/电影、宗教/祭祀活动等。（2）交往时间，包括玩棋牌或旁观、与亲友邻里聊天、参观/游玩。（3）学习时间，包括读书报杂志、学习与自修、用电脑上网/娱乐。（4）公益时间，包括参与义工、志愿者等社会公益活动、教育下一代。（5）休息时间，主要指非睡觉的休息活动所占用的时间量。（6）无效时间，包括闲呆、生气、郁闷、生病等。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积极时间”和“消极时间”，娱乐时间、交往时间、学习时间、公益时间具有积极的含义，无效时间具有消极的含义。增加积极时间的比重，降低消极时间的比重，彰显出时间的正面价值是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指向。

　　（四）全面应对，统筹治理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深远。“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的思想包含的视角非常广阔，包括了应对主体和应对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从应对主体看，包括了政府、单位组织和社区组织。另一方面，从应对方面看，包括了赡养体系、资源配置、文化建设等方面。只有在科学理论和正确战略的指引下，汇聚各个方面的力量，整合强大的应对能力，我们才可能实现成功的老龄化目标。

　　1、政府的战略应对

　　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需要肩负起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的三大责任。

　　政府有责任了解老年人和家庭的需求及其变化，进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背景下，全球社会正在从核心家庭的老年照护转向专业机构的老年照护。政府要努力打造有强大公共财政支持、有强大质量监督体系、家庭化、有品质的老年护理体系。机构养老不仅仅是养老地点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有养老服务品质的保障，因为它更专业。社会化养老供不应求，由此提出了一个加快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

　　在养老机构的建设过程中，政府承担着什么责任、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着什么作用，这是养老服务社会化时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看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养老责任主体是多重的，包括了个人、家庭、单位、机构、社区和政府。但在“十二五”快速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要强调各级政府是最重要的养老责任主体和决策主体，需要肩负起从战略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历史责任、民生保障责任和财政投入责任。

　　其次看角色。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各级政府扮演着多重角色，主要有三重角色：一是养老服务战略和政策的设计者和提供者；二是养老服务社会化、市场化、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和品质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三是城乡统筹、布局合理、层类适宜、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口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又切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者和监督者。政府要把握好老龄产业作为特殊“社会企业”的性质，它的服务对象是老年群体，需要兼顾“社会福利”和“市场福利”，防止“政府干预过多”和“市场调节走偏”两大弊端。

　　其三看作用。“未富先老”决定了在一段时期内政府的养老福利供给只能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低水平、广覆盖、有重点是值得追求的社会老年福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树立这样的理念：公平与效率兼顾、福利与赢利同求、服务与关怀并重。在养老机构建设中，政府要引导、规范、扶持，注重机构养老的“有效供给”和“建设绩效”问题，千方百计提高“机构养老品质”，未雨绸缪、合理布点、循序渐进，力促养老服务体系有品质的、健康的和持续的发展。

　　最后看共享。一个老龄化的和谐社会需要倡导“共融、共建、共享”的原则。我们既要面对“未富先老”的事实，同时也要在“边富边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近年中央为退休长者提高退休金水平的报道常入眼帘。老年人过去是贡献者，现在理应是共享者，现在各地各级政府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都可以理解为老年社会福利的发展，都体现了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共建、共融、共享是构筑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原则。老年人的再就业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年轻人竞争不过老年人，说明老年人依然有价值可以创造，或者说有些岗位是适合老年人的，老年人就业有拾遗补缺的作用。鼓励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和社会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就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政府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全社会都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批健康老年人处在赋闲状况。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即使有“与年轻人争饭碗”现象也符合市场法则。

　　当然，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还包括文化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很多长期的任务。特别是对“无后老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帮助，满足他们可能卑微却迫切的要求，共建一个老年友好的国家、人道和谐的社会。

　　2、组织的战略应对

　　无论是单位、集体还是社区，组织都是老年人另一个“家”。他们直接面对老年人和家庭，是需求与服务的桥梁，其主要职责是帮扶、关怀和服务。中国需要培育无数个老年友好的组织并形成致密的体系。居家养老不能没有社区为老服务。现在各地开办老年餐桌，社区组织在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商、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3、老人的战略应对

　　老年人的战略应对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提前量，最好在前老年期就做好应对准备，主要是积累养老资源以应对老年的不时之需，包括健康资源、经济资源、人际资源。健康、经济和人脉是老年人应对老龄化挑战最重要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是老年人的“养老本钱”，可以称之为“老本积累战略”。例如，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意义在于前老年期的健康投资，在于全生命周期的推进。

　　生育资源对于老年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时期经济资源、照料资源和情感资源的转化。所以，我们需要提醒年轻的“丁克”家庭，如果有生育能力，最好生下自己的亲子。老年父母如果有孩子，至少留一个孩子在身边。

　　老年人不仅要给生命以健康，而且要给生命以意义。寻找生命的意义、创造生命的价值是积极老龄化、幸福老龄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上个世纪80年代初，湖北的卫衍翔先生提出了“六十而立”论，影响日隆。其后，国家提出了五个老有、六个老有的工作方针，其中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有所为”主张。2002年，国际社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意义深远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战略主张。同年，笔者在《人口研究》第五期发表了“老年发展论”。2011年5月，笔者进一步思考并提出“老年五立论”，就是立身、立志、立德、立言、立功。这样的老人可以称之为“五全老人”，是真正实现了成功老龄化的幸福老人。老年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开始生活、重新开拓人生的新时期。

　　4、家庭的战略应对

　　中国先贤教导我们的祖先：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流行于农业社会家庭养老文化。传统文化往往有其穿透历史烟云的核心价值，这就是古今不变的对父母的敬爱。在少子高龄化和独子老龄化时代，“父母在不远游”出现了新的含义。家庭需要提前作出战略性的居住安排。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日本、新加坡等地成功地实践过“端过一碗汤去不凉”的居住安排模式，其特点是分而不离、分而不疏。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为了两代人各自的私密空间倡导和实践过“有距离的亲密”（Intimacy but at a distance）；中国为了应对高龄时代的照料危机，我们认为需要及早提倡“便照料的距离”，即最好能与父母保持一个相对近的居住距离。例如，虽然分开居住却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便于照顾晚年的父母，以尽人子之责。

　　家庭实际上是一个亲属网络，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网络家庭日趋普遍，更需要建设好子家庭和母家庭的关系。在应对父母高龄化、儿女老龄化的挑战过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单位，而只有凝聚力量而不是关系分离的家庭才可能在高龄化的冲击下经受住考验。

　　（作者：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张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核心提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表现为三个特点，即未富先老、未备而老和孤独终老。为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我国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

　　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征

　　回顾历史，如果说1982年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举办第一届世界老龄问题大会的当时，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经历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到了21世纪，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全球化的现象了。根据联合国数据，从现在到2050年，老龄人口将从6亿增加到近20亿，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老龄人口预计将是现在的四倍。这一特殊变化将对全世界各国的每个社区、团体和个人产生影响。在过去三十年里，全球人口结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但建立一个适合全人类所有男女老少居住的和谐老龄社会依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早在1999年，我国就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1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1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1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19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处在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发展阶段。

　　2015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预测显示，从2015-2035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0%；此后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7%，人口总量达到2148亿，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000万。2020年后，进入加速和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超过4亿，高龄老人达到9500万。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比重将从目前的1/8增长到2050年的约1/4。2051-2100年，老年人口比重维持在30%以上，总量达到3-4亿。老年人口规模的估计和年龄标准有关，国际上一般用65岁来定义，一些发达国家提出推迟退休的制度安排，这都会影响老年人口的规模估计和他们实际发挥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1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人口发展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整体而言，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力量作用的结果：一个是人口出生率持续、快速的下降，另一个是经济社29会进步导致老年人平均余寿延长。就第二个原因来说，人口老龄化是寿命革命的标志，是人口长寿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在一个开放的人口中，人口流动迁移也影响实有人口的老龄化方向、程度和进程。古今中外，长寿健康，人所共求。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趋势，是一种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引发社会经济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宏观现象，生命老龄化是一种微观现象。两者是结合的，但角度不同。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办发布了5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6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综观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点主要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第二，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第三，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第四，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我们认为，我国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还有如下三大显著特点：

　　1、未富先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美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专家普遍认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世界各国从未遇过的一场人口危机。联合国估计，到下一代，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比20世纪的欧洲严重，届时，中国将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付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出自己数倍的国家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

　　根据国际上一般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中国也遵循这个规律，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出现，和人口控制密切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比一般国家严重。很多中国老年人缺乏社会养老保障，有保障的则是低水平保障。随着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留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空巢留守老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堪忧，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或者医疗保险。为了应对“未富先老”，政府需要倡导和实现生产性、有效益的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做大财富蛋糕，而不仅仅是积极老龄化（Activeaging）。我们要为幸福老龄化奠定物质和财富基础。

　　2、未备而老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似乎很突然，人力、物力、财力、认识和制度等准备不足，养老保障制度缺位严重，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巨大。根据报道，中国大约有318万家养老院提供120万张床位。这意味着每1000个老年人只有816张床位，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平均50-70张床位。根据国家民政部数据，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940万，其中城市有194万，农村有746万。部分丧失自理能力的人口大约为1894万人。为了应对“未备先老”，政府需要倡导和实现有准备的或者说有保障的老龄化，加大基础养老设施的投资力度，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减负。

　　3、孤独终老

　　目前，我国城市空巢老人比例达到4917%，农村达到3813%。0-30岁的独生子女人口达到1158亿，占同龄人口的2913%。孤独终老成为我国老龄化重要特征，老龄化与少子化、空巢化、残疾化和无偶化结合在一起，最后导致了一些老年人的老无所依、老难所养，特别是其中孩子夭折、配偶离世的孤寡“计划生育老人”，他们是最需要关注关怀关心的弱势群体和奉献群体，可能产生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持续、深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从宏观社会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压力和社会活力问题。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社会养老的现时代，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将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压力，因为养老金的负担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而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两代人赡养比例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到在业人口的劳动产出率问题。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宏观效应。（2）从通观（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会带来一个广义的生活照料问题。在老年人失能的情势下，社会如何提供专业性的医护照料？家庭如何提供非专业的生活照料？如何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这是人口老龄化的通观效应。（3）从微观个体的角度说，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还有一个老年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老年人过上有欢乐、有价值、有创造的生活。归根结底，这是老年人身上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所决定的，可以理解为人口老龄化的微观效应。

　　二、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应对战略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概括而言，我们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取向：“积极应对，化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来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如果我们在全社会能准备好四大应对的战略，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确保老人安享晚年以及社会和谐发展两大目标。

　　（一）积极应对，化弊为利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并非没有希望，至少长寿是我们共同向往的，哪怕长寿的过程也伴随着病痛的折磨。在一般意义上，“好死不如赖活”也有其正面的含义，就是说，痛苦的活有时也不失其意志顽强、挑战生命的意义。

　　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树立的“科学老龄观”是辩证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后果的严重性、话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和回应。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可能转化为无法化解的巨大压力，也可能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引致生产，消费促进生产，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巨大的为老年人服务市场的需求昭示着巨大的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老龄化社会的商机无限。根据估计，我国未来养老市场潜力可能达到数万亿人民币，可以帮助创造很多就业岗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老年人口并不完全是依赖性人口，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人口红利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口红利”，事实上，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为家庭、为成年儿女、为社会发展做出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老年人不是负担、包袱和问题的代名词。在理念上，那种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和包袱的观点是片面而且有害的，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会加大负面作用。因为，老年人口的存在一定会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是正是负，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一群体，这就要求社会高度重视老年人的正面作用，并要将负面作用想方设法进行转化。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质，是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1997年以来，国际上发布的5世界发展报告6和5世界人口状况6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广义人口红利理论与传统人口红利的区别在于：第一，人口红利能否获得的关键条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而不是人口负担轻。第二，广义人口红利从四个角度去看待人口红利，而传统人口红利只从人口转变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笔者提出了广义人口红利的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人口的转型红利就是“老年人口红利”。

　　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有爱心、有能力、有一定健康条件的老年人都是家庭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广义来说，老年人对儿女的各种帮助、在社会上的善举（如从事公益事业、志愿者活动）以及在市场上的消费等等也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通常说的老龄产业离不开老年群体的消费推动。提出老年人口红利，是想提醒一句：老年人口身上蕴藏着积极的潜力，我们不能完全将老年人口看作是负担、包袱和问题。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态度积极、身体健康、有一定技能、经验和知识的老年人始终是社会和家庭的宝贵财富。无论是1982年第一届维也纳世界老龄大会还是2002年第二届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都一以贯之地肯定了老年的价值。

　　“老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老年价值”的再发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改变了社会上对老年群体过于消极的评价，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一是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做暮年烈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二是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也就是“生产性的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提醒制定政府决策者、政策执行者要重视老年人的尊严、价值和参与，关注行为层面的“老有所为”，更要关注心理层面的“老有所用”以及价值层面的“老有所成”。

　　（二）提前应对，有备而老

　　我们耳熟能详的“未富先老”说法说明的是经济发展和老人增加的不平衡性，“未备先老”这一说法则依据我国养老服务供给普遍、长期、严重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这一事实作出的概括，这一特点将伴随我国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未来的养老服务社会化方向是建设和完善城乡统筹，专业规范，以满足老年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为目标，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护为补充的多支柱、多功能养老服务体系。但实际上，“未备先老”表现在很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养老服务供给，虽然这可能是最引人关注的一方面。

　　从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成功的老龄化一定是有准备、有储备的老龄化。无论是准老年人、家庭、社会和政府都需要为重度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准备。概括来说，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悄然无声却一步紧似一步。中国的人口每日每时都在推进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且高龄化问题、重度老龄化问题必将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提出了很多理论与主张，著名的有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三大原则等。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准备好。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需要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程度有高低，规模有大小。基础养老设施、服务体系、养老制度包括生育储备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时不我待，我们要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容应对。

　　2、健康准备

　　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我们要从全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推进“健康老龄化”，准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要为生命老年期的到来做好能力储备工作。长寿不等于健康。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曾经指出：“单纯寿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即健康寿命比寿命更重要”。身心健康构成了活动能力的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和健康产出。我们要倡导中青年人口“储蓄健康，应对老龄”。健康准备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建设。

　　3、生育准备

　　家庭养老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养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维护和光大这个优良的传统。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他们面临着同时赡养四位老人的无情事实。“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将困扰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人口政策因为没有“生育的战略储备”而给未来预留了巨大的社会隐忧。中国遍布城乡的养老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制度性特点。破解未来的养老问题，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调整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小学学校至少自1993年到2008年以来一直减少，这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1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109万所，锐减了5618%。根据教育部公布的5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我国小学生在校人数连续递减13年，已由1995年的13195115万人逐年减少到2008年的10331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09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少子化将加剧未来养老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

　　六普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1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1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187%。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1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1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1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1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1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1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1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1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32展堪忧。中国已经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

　　成年子女是很多老年人最重要的养老支持力来源。生育储备实质是人力储备。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成年子女无法应对双边老年父母的“二四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在有孩子的家庭类型中，控制其他变量不论，独生子女家庭应该是养老负担最重、养老功能最弱的家庭，而且还存在着孩子伤病残亡等巨大风险。

　　“六普”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独特的“独子高龄化”国情和挑战，涉老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应该顺势而为。首先，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朝适度生育、优化人口的方向努力，尊重天赋人权、提倡性别平等、鼓励普遍二胎。中国需要适度生育战略，尽快实施性别平等、城乡统筹、生育不少于两胎的长远政策，这是缓解重度老龄化冲击的治本之策。其次，要努力构筑老年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服务保障体系和人文关怀体系。

　　4、物质准备

　　物质储备意味着老龄社会要有物质基础，老年人要有经济基础。现在多投资点社会基础设施，就是为未来的重度老龄化减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今后的老年人，所以一些社会活动设施的投资表面上看用得人少，今后用得人却多。为未来社会的预先投资实际上是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学家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是在为未来储蓄。特别是一个建筑和公共设施应该考虑到便于老年人的行动和出入，一个有老年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无障碍的。中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都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成功的、幸福的老龄社会，为此，提出“老龄友好”、“老龄关怀”意识十分必要。这种老龄意识需要全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能否及早转化为政府的作为，才可能真正做到提前应对，有备而老。以我国养老机构为例，截止2008年底，我国机构养老机构近4万家，床位数是238万张，只占老年人口的114%，明显低于国际水准5%，引人深思的是，我国实际收养老人不足190万，空床率达到20%。所以，实际情况不仅是数量少、增速慢，而且品位低、服务差。

　　5、文化准备

　　建设和谐的老龄社会、实现和谐有保障的老龄化是我国的战略方向。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孝道正面临着重要的变革，其演变方向引起了关注。出路何在？我们需要继续倡导血亲孝，同时发展仁道孝，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建构坚强和谐的代际关系，探索“文化养老”的新路径。例如，除了已经有的源自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和我国传统的敬老节重阳节外，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学习设立“祖父母节”。好的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标识和文化灯塔，可以起到引导人心、强化伦理、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

　　成功老龄化的文化储备要以尊老、敬老、安老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发扬光大孝道文化和养生文化，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建设好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与天人关系，就一定可以持续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目标。例如，2010年民政部将统一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高龄津贴，就是制度层面的重要准备。

　　（三）科学应对，对症下药

　　要相信科学的力量，要相信人民的力量。我们要调查研究，广开言路，设计出重点领域，明确我们的路线图，列出优先次序。遵循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顺势而为。例如，笔者等在研究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战略构想时曾提出：以老年人自立互助为首要原则，以家庭支持和帮助为基础，以社区助老服务为依托，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为保障。

　　1982年维也纳召开首届世界老龄大会以来，国际上先后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等重要主张。2007年，笔者提出“和谐老龄化”命题，将成功老龄化发展成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及和谐老龄化良性互动的“铁三角”理论。和谐老龄化的关键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代际和谐以及以夫妇关系为轴心的代内和谐，当然和谐老龄化还应该包括老年人与社会、老年人与环境的和谐。没有和谐的老龄化，就不可能实现个体层面的“幸福老龄化”。和谐老龄化对中国这么一个非常重视伦理和关系的社会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是一个全球战略，其含义是指老年群体和老年人自身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仅在机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2002年，第二届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5国际行动计划6要求各国制定三大优先政策：第一，老年人与发展优先；第33二，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优先；第三，保持切实可行的支持环境优先。

　　积极老龄化的主张是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世界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产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曾提出过“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的口号。1997年6月召开的西方七国丹佛会议，也提出过“积极老龄化”的主张。1999年5月，欧盟召开了积极老龄化国际研讨会。在1999年国际老人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和开展一场“积极老龄化的全球行动”。积极老龄化是对联合国提出的老年人五项原则“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的总体性阐述。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要求在三个方面采取行动，即健康、参与、保障。积极老龄化要求国际社会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应对措施，尊重老年权利，采取积极行动，使社会保持活力，实现和谐发展。

　　积极老龄化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推进老年发展，创造老年红利。个人拥有的自由时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以赋闲为特点的老年人恰恰拥有这一时间上的优势。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深刻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当人们还为一日三餐奔波，没有或者很少有自由时间时，他就缺少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个人的存在只能是片面的。马克思进一步说：“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当然，自由时间可能是自由发展的时间，也可能是不知道如何打发的空虚无聊，个人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有无自由时间，更重要的是如何分配自由时间。

　　老年人的生活时间包括了睡眠时间、劳作（含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因此，闲暇时间量的统计就相当于一天24小时的时间常量减去睡眠时间量和劳作时间量。广义上说，由于没有工作的限制，城市老年人的全部生活时间基本上都可以当做是他们的闲暇时间；而农村老年人参加生产劳动以外的时间被视为闲暇时间。狭义上来说，老年人的闲暇时间被定义为那些除了用来满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后所剩的时间。一般来说，老年人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那么其闲暇时间的分配对于一个日趋老化的生命体就具备了不同的意义。

　　闲暇时间的分配包括：（1）娱乐时间，包括看电视、听广播、体育锻炼/健身活动、书画/摄影/收藏/手工、吹拉弹唱跳舞、看演出/电影、宗教/祭祀活动等。（2）交往时间，包括玩棋牌或旁观、与亲友邻里聊天、参观/游玩。（3）学习时间，包括读书报杂志、学习与自修、用电脑上网/娱乐。（4）公益时间，包括参与义工、志愿者等社会公益活动、教育下一代。（5）休息时间，主要指非睡觉的休息活动所占用的时间量。（6）无效时间，包括闲呆、生气、郁闷、生病等。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积极时间”和“消极时间”，娱乐时间、交往时间、学习时间、公益时间具有积极的含义，无效时间具有消极的含义。增加积极时间的比重，降低消极时间的比重，彰显出时间的正面价值是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指向。

　　（四）全面应对，统筹治理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深远。“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的思想包含的视角非常广阔，包括了应对主体和应对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从应对主体看，包括了政府、单位组织和社区组织。另一方面，从应对方面看，包括了赡养体系、资源配置、文化建设等方面。只有在科学理论和正确战略的指引下，汇聚各个方面的力量，整合强大的应对能力，我们才可能实现成功的老龄化目标。

　　1、政府的战略应对

　　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需要肩负起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的三大责任。

　　政府有责任了解老年人和家庭的需求及其变化，进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背景下，全球社会正在从核心家庭的老年照护转向专业机构的老年照护。政府要努力打造有强大公共财政支持、有强大质量监督体系、家庭化、有品质的老年护理体系。机构养老不仅仅是养老地点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有养老服务品质的保障，因为它更专业。社会化养老供不应求，由此提出了一个加快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

　　在养老机构的建设过程中，政府承担着什么责任、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着什么作用，这是养老服务社会化时代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看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养老责任主体是多重的，包括了个人、家庭、单位、机构、社区和政府。但在“十二五”快速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要强调各级政府是最重要的养老责任主体和决策主体，需要肩负起从战略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历史责任、民生保障责任和财政投入责任。

　　其次看角色。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各级政府扮演着多重角色，主要有三重角色：一是养老服务战略和政策的设计者和提供者；二是养老服务社会化、市场化、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和品质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三是城乡统筹、布局合理、层类适宜、能充分满足老年人口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又切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者和监督者。政府要把握好老龄产业作为特殊“社会企业”的性质，它的服务对象是老年群体，需要兼顾“社会福利”和“市场福利”，防止“政府干预过多”和“市场调节走偏”两大弊端。

　　其三看作用。“未富先老”决定了在一段时期内政府的养老福利供给只能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低水平、广覆盖、有重点是值得追求的社会老年福利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树立这样的理念：公平与效率兼顾、福利与赢利同求、服务与关怀并重。在养老机构建设中，政府要引导、规范、扶持，注重机构养老的“有效供给”和“建设绩效”问题，千方百计提高“机构养老品质”，未雨绸缪、合理布点、循序渐进，力促养老服务体系有品质的、健康的和持续的发展。

　　最后看共享。一个老龄化的和谐社会需要倡导“共融、共建、共享”的原则。我们既要面对“未富先老”的事实，同时也要在“边富边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近年中央为退休长者提高退休金水平的报道常入眼帘。老年人过去是贡献者，现在理应是共享者，现在各地各级政府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都可以理解为老年社会福利的发展，都体现了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共建、共融、共享是构筑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原则。老年人的再就业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年轻人竞争不过老年人，说明老年人依然有价值可以创造，或者说有些岗位是适合老年人的，老年人就业有拾遗补缺的作用。鼓励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和社会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就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政府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全社会都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批健康老年人处在赋闲状况。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即使有“与年轻人争饭碗”现象也符合市场法则。

　　当然，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还包括文化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很多长期的任务。特别是对“无后老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帮助，满足他们可能卑微却迫切的要求，共建一个老年友好的国家、人道和谐的社会。

　　2、组织的战略应对

　　无论是单位、集体还是社区，组织都是老年人另一个“家”。他们直接面对老年人和家庭，是需求与服务的桥梁，其主要职责是帮扶、关怀和服务。中国需要培育无数个老年友好的组织并形成致密的体系。居家养老不能没有社区为老服务。现在各地开办老年餐桌，社区组织在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商、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3、老人的战略应对

　　老年人的战略应对需要有一个时间上的提前量，最好在前老年期就做好应对准备，主要是积累养老资源以应对老年的不时之需，包括健康资源、经济资源、人际资源。健康、经济和人脉是老年人应对老龄化挑战最重要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是老年人的“养老本钱”，可以称之为“老本积累战略”。例如，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意义在于前老年期的健康投资，在于全生命周期的推进。

　　生育资源对于老年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时期经济资源、照料资源和情感资源的转化。所以，我们需要提醒年轻的“丁克”家庭，如果有生育能力，最好生下自己的亲子。老年父母如果有孩子，至少留一个孩子在身边。

　　老年人不仅要给生命以健康，而且要给生命以意义。寻找生命的意义、创造生命的价值是积极老龄化、幸福老龄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上个世纪80年代初，湖北的卫衍翔先生提出了“六十而立”论，影响日隆。其后，国家提出了五个老有、六个老有的工作方针，其中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有所为”主张。2002年，国际社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意义深远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战略主张。同年，笔者在《人口研究》第五期发表了“老年发展论”。2011年5月，笔者进一步思考并提出“老年五立论”，就是立身、立志、立德、立言、立功。这样的老人可以称之为“五全老人”，是真正实现了成功老龄化的幸福老人。老年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开始生活、重新开拓人生的新时期。

　　4、家庭的战略应对

　　中国先贤教导我们的祖先：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流行于农业社会家庭养老文化。传统文化往往有其穿透历史烟云的核心价值，这就是古今不变的对父母的敬爱。在少子高龄化和独子老龄化时代，“父母在不远游”出现了新的含义。家庭需要提前作出战略性的居住安排。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日本、新加坡等地成功地实践过“端过一碗汤去不凉”的居住安排模式，其特点是分而不离、分而不疏。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为了两代人各自的私密空间倡导和实践过“有距离的亲密”（Intimacy but at a distance）；中国为了应对高龄时代的照料危机，我们认为需要及早提倡“便照料的距离”，即最好能与父母保持一个相对近的居住距离。例如，虽然分开居住却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便于照顾晚年的父母，以尽人子之责。

　　家庭实际上是一个亲属网络，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网络家庭日趋普遍，更需要建设好子家庭和母家庭的关系。在应对父母高龄化、儿女老龄化的挑战过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单位，而只有凝聚力量而不是关系分离的家庭才可能在高龄化的冲击下经受住考验。

　　（作者：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张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