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视野和社会性别聚焦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

　　在“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社会性别等角度考察了国际老龄化政策和美日等国的养老模式，分析了目前我国的养老现状，并为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从海外视野和社会性别聚焦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

　　2015年7月16日，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在京举办“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老龄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研讨会，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目前的养老现状，并为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养老政策的海外视野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人口老龄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养老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为此，与会专家首先从社会性别等角度对国际老龄化政策和美日等国的养老实践进行考察。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胡玉坤从社会性别视野对全球化时代国际老龄化政策的演进作了系统梳理。她指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老年人口的女性化图景逐渐在世界各地浮出地表。老年妇女不单是人口中增长最快也是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国际社会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而逐渐加深的。在过去数十年里，对老年妇女和老龄化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关注夹杂在各种发展干预中进入国际政策框架，并经由一系列全球大会得到了张扬。

　　胡玉坤也提到，当代国际老龄化政策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而与时俱进地逐渐扩充内容并加以完善。但从社会性别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国际文书似乎一味地凸显了老年妇女在各种场景和福祉各个方面都比男性更为脆弱的问题。对此，约翰·克内德尔（JohnKnodel）和玛丽·奥芙斯德道（MaryOfstedal）早就敏感地观察到，这种排他性关切最值得注意的表现莫过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该文件中有40多个句子要么强调老年妇女的特殊脆弱性，要么倡导在改善老年人命运的项目与政策中要特别关注妇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没有一句专门关注老年男性可能有的特别需求。直到近年，国际政策界才慢慢注意到这个问题。

     “完全不考虑老年男性也处于劣势的情形似乎是明显失之偏颇的，并且也有悖于社会性别公平之理想。”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李玺教授也十分认同约翰·克内德尔和玛丽·奥芙斯德道的这一敏锐观察。她强调，我们在谈社会性别时往往会更关注女性，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了男性老年人口隐身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因为社会性别问题主要是讨论一个性别关系，并不只是落脚点在女性这个群体身上。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张健则主要从社区养老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等地的养老理念与实践。她介绍，美国养老服务主要的经济支持是社保金；对于低收入无法满足自身养老问题的人群，政府会提供其他的救济方式，如免费医疗等；一些没有居所的老人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老人房。美国现在正在努力推进社区养老，共有四种模式：社区托老中心、退休之家、上门护理、互助养老。她认为美国的养老实践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养老模式，都要有其专业性和传统性。而日本的社区养老共有三大支柱：家庭、服务和短期入住。服务这种模式拥有很长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它最大的特点是促进了就业，也大大降低了财政的负担，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中国的养老现状与困境

　　在本次会议上，不管是来自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专家，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建言献策

　　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方教授认真梳理了中国目前的养老政策，她认为，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大大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以至于我们在各个层面上都没能够做好准备，包括家庭，也包括政府。不管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国家老龄委信息中心事业部主任王辰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宏观地概括了我国老年产业的现状。他指出，目前大部分中国老人用养老金是住不起养老院的。虽然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投入较大，但养老院的负盈利状态使得养老工作很不好推进。没有强大的财政作支撑，想兴办养老机构太艰难了。当前很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养老用地的审批。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应对老龄问题的措施，去年我们做了一个智能化养老基地试点，今年我们准备开始做一个养老连锁加盟店，计划用5年到10年时间，努力创造条件推进养老工作。现在我们还想通过基金的方式弥补老人的养老金空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副教授唐丹以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为着眼点进行研究，剖析了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她说，我国的留守老人群体，保守估计有5500万人口。伴随着年轻子女的流动，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传统意义上农村老年人都是家庭养老模式，由子女供养，无论是经济支持、服务照料还是精神慰藉主要都来自于子女，但是子女离开后这三方面的支持都会发生变化，可能在经济支持上会有所提高，但是照料服务和精神慰藉方面都会下降。很多研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一致的发现就是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较低，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北京市朝阳区街道农光里中社区专职民政党委副书记甘芙蓉结合自己的基层工作经验，解读了城市社区中居家养老的实践与困境。她说，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能够听到最基层的声音，提到养老问题就不由得想到了养老券。北京养老券的推出始于2011年1月1日，满80周岁的老人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到100元的养老券。养老券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餐厅使用，有指定的服务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因签约商不广泛，持卡人消费非常单一。而签约商不广泛主要是因为养老券结算为季度结算。这个难题应该引起关注并加以解决。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分享了关于城市老人社会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王向梅就我国今年出台的退休年龄新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农家女学校居家养老服务社社长方为芳从民间组织的角度对农村妇女参与城市养老的多元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索。北京市东城区天颐养老院院长韩会敏则站在一线工作者的角度介绍了养老照料中心的实务经验。

　　在“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社会性别等角度考察了国际老龄化政策和美日等国的养老模式，分析了目前我国的养老现状，并为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从海外视野和社会性别聚焦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

　　2015年7月16日，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在京举办“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老龄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研讨会，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目前的养老现状，并为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养老政策的海外视野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人口老龄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养老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为此，与会专家首先从社会性别等角度对国际老龄化政策和美日等国的养老实践进行考察。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胡玉坤从社会性别视野对全球化时代国际老龄化政策的演进作了系统梳理。她指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老年人口的女性化图景逐渐在世界各地浮出地表。老年妇女不单是人口中增长最快也是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国际社会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而逐渐加深的。在过去数十年里，对老年妇女和老龄化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关注夹杂在各种发展干预中进入国际政策框架，并经由一系列全球大会得到了张扬。

　　胡玉坤也提到，当代国际老龄化政策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而与时俱进地逐渐扩充内容并加以完善。但从社会性别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国际文书似乎一味地凸显了老年妇女在各种场景和福祉各个方面都比男性更为脆弱的问题。对此，约翰·克内德尔（JohnKnodel）和玛丽·奥芙斯德道（MaryOfstedal）早就敏感地观察到，这种排他性关切最值得注意的表现莫过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该文件中有40多个句子要么强调老年妇女的特殊脆弱性，要么倡导在改善老年人命运的项目与政策中要特别关注妇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没有一句专门关注老年男性可能有的特别需求。直到近年，国际政策界才慢慢注意到这个问题。

     “完全不考虑老年男性也处于劣势的情形似乎是明显失之偏颇的，并且也有悖于社会性别公平之理想。”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李玺教授也十分认同约翰·克内德尔和玛丽·奥芙斯德道的这一敏锐观察。她强调，我们在谈社会性别时往往会更关注女性，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了男性老年人口隐身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因为社会性别问题主要是讨论一个性别关系，并不只是落脚点在女性这个群体身上。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张健则主要从社区养老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等地的养老理念与实践。她介绍，美国养老服务主要的经济支持是社保金；对于低收入无法满足自身养老问题的人群，政府会提供其他的救济方式，如免费医疗等；一些没有居所的老人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老人房。美国现在正在努力推进社区养老，共有四种模式：社区托老中心、退休之家、上门护理、互助养老。她认为美国的养老实践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养老模式，都要有其专业性和传统性。而日本的社区养老共有三大支柱：家庭、服务和短期入住。服务这种模式拥有很长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它最大的特点是促进了就业，也大大降低了财政的负担，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中国的养老现状与困境

　　在本次会议上，不管是来自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专家，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养老现状与养老政策”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建言献策

　　中国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方教授认真梳理了中国目前的养老政策，她认为，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大大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以至于我们在各个层面上都没能够做好准备，包括家庭，也包括政府。不管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国家老龄委信息中心事业部主任王辰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宏观地概括了我国老年产业的现状。他指出，目前大部分中国老人用养老金是住不起养老院的。虽然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投入较大，但养老院的负盈利状态使得养老工作很不好推进。没有强大的财政作支撑，想兴办养老机构太艰难了。当前很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养老用地的审批。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应对老龄问题的措施，去年我们做了一个智能化养老基地试点，今年我们准备开始做一个养老连锁加盟店，计划用5年到10年时间，努力创造条件推进养老工作。现在我们还想通过基金的方式弥补老人的养老金空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副教授唐丹以农村留守老人的抑郁症状为着眼点进行研究，剖析了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她说，我国的留守老人群体，保守估计有5500万人口。伴随着年轻子女的流动，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传统意义上农村老年人都是家庭养老模式，由子女供养，无论是经济支持、服务照料还是精神慰藉主要都来自于子女，但是子女离开后这三方面的支持都会发生变化，可能在经济支持上会有所提高，但是照料服务和精神慰藉方面都会下降。很多研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一致的发现就是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较低，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北京市朝阳区街道农光里中社区专职民政党委副书记甘芙蓉结合自己的基层工作经验，解读了城市社区中居家养老的实践与困境。她说，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能够听到最基层的声音，提到养老问题就不由得想到了养老券。北京养老券的推出始于2011年1月1日，满80周岁的老人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到100元的养老券。养老券可以在指定的商店和餐厅使用，有指定的服务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因签约商不广泛，持卡人消费非常单一。而签约商不广泛主要是因为养老券结算为季度结算。这个难题应该引起关注并加以解决。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分享了关于城市老人社会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王向梅就我国今年出台的退休年龄新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农家女学校居家养老服务社社长方为芳从民间组织的角度对农村妇女参与城市养老的多元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索。北京市东城区天颐养老院院长韩会敏则站在一线工作者的角度介绍了养老照料中心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