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比中南海更神秘的中央决策地，堪称中国政治“后花园”

　　北京西郊一直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行宫苑囿而闻名。三山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五园指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这些曾经的皇家禁地今天大多已对公众开放，褪去了神秘的面纱，独作为中央军委驻地的玉泉山却显得愈发神秘。

　　北京玉泉山是燕京八景之一。玉泉山，是西山东麓的支脉，因这里泉水，“水清而碧，澄洁似玉”，故此称为“玉泉”。

　　毛泽东山中遇险

1953年，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在北京玉泉山散步

　　1949年3月，中共“进京赶考”以香山作为临时驻地，西山从此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有时住香山“双清别墅”，有时在中南海办公，有时还住玉泉山。玉泉山有一座程家花园，是程砚秋的别墅。程砚秋在这里养了几只水貂，还种了一块菜地，非常清静雅致。毛泽东尤其欣赏这里清新自然、幽静质朴的田园气息，因此每次到玉泉山都于此处歇息。

　　据曾担任毛泽东警卫的王小舍回忆，中共中央进京后，毛泽东在玉泉山住的时间比较长，很多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住进玉泉山后不久，有一次，我正给毛主席站岗，大约下午3点多钟，主席抽着烟从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得出他此时心情很好。他来到我身边问，你知道这玉泉山和山上的龙王庙吗？我摇了摇头。主席告诉我，这玉泉山在明清时代就是著名的皇家园景之一的静明园所在地，山上的龙王庙是很好的古建筑，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地保护它。主席笑着问我，你认得字吗？我回答说，认得不多，一百多个吧。主席点了点头，说这怪不得你，你看，我们马上要成立新中国了，你要慢慢学，将来祖国的建设者没有文化不行。说完，主席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在石板上写下了‘玉泉山龙王庙’六个大字，一遍一遍地教我念，玉泉山、龙王庙、玉泉山、龙王庙⋯⋯”

　　”玉泉趵突“乾隆御碑矗立在山崖上的一座古建筑前面，下面的石砌崖墙上镶嵌着两幢石碑。乾隆希望把天下美景统统搬到北京来，趵突泉搬不过来，就把名字改成“玉泉趵突”，并作诗留史：“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笔谁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退出大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处心积虑地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大陆，还从台湾直接派遣一批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二十余人。台湾保密局出的牌价是，刺杀一个部长级干部可以立大功，刺杀局级干部可立中功，刺杀局级以下干部可立小功。如果刺杀了李济深、郭沫若、李德全一类的人物，可得50两黄金。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一天夜里，卫兵听见沉重的跳墙声，过去搜索又没见人，便急忙报告，带班员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可疑行踪。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好说，更不知道跳进来的人出去了没有。带班员认为毛泽东住在这里有危险，尽管夜已很深，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连夜返回了城里。后来加上了电网，毛泽东才又来玉泉山居住了。

毛泽东曾经的住所

　　进玉泉山有一段长长的路，在这段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出中南海往西北方向，过了青龙桥，再走一段就是玉泉山。有几次，毛泽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慢慢散步走进玉泉山大门。这一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车马往来，安静极了，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谁料，毛泽东的这一“细微”习惯却被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嗅”着了。

　　有一次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如此散步之时，这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闲人”，这个人一身农民装束，肩上背着一个钱褡子。机警的警卫凭着职业的敏感，直觉地“盯”上了这个人，一是这种钱褡子并非北京人的用物；二是玉泉山一带并没有集贸市场。根据这两点，警卫们断定：此人形迹可疑。因为岗哨多了毛泽东讨嫌，所以，沿路警卫全是便衣。便衣紧盯着这个可疑的闲人，并且紧紧地占据着有利地势跟着他。

　　这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注意到便衣插在腰上的枪，就往山边一个小店走去。那人进了屋，两个便衣也跟了进去，这人做贼心虚，慌忙伸手到大衣袋里去掏枪，便衣立即猛虎扑食般地扑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枪缴下，利索地把他抓了起来。经审问，那人叫唐尧，是国民党当局派来潜入大陆的，以伺机暗杀中共领导人。

　　江青为建游泳池检讨

　　1953年，在玉泉山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1号楼。毛泽东喜欢游泳，但北京在天凉以后，便无法在室外游泳池游泳。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 1954年，江青趁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提议兴建中南海游泳池，但建成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由毛泽东以稿费支付了修建的费用。此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为此江青于当年4月20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旧币）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但传说中的江青为此检讨的游泳池并不在中南海内，而是在玉泉山。

　　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干部田恒贵回忆，当年江青提议在玉泉山1号楼边修建一个室内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客厅差不多大，扑腾两下就到头了，根本不适合游泳。毛泽东对修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非常生气，虽以自己的稿费支付了费用，但他本人一次也没在此游过泳。田恒贵还补充说：在建游泳池的同时，还在玉泉山园内的无梁殿安装了一些电动的活动器械，如电骆驼、电马什么的。接通电源后，器械可按不同的速度模仿骆驼、马在原地奔跑，人坐在上面可得到适度的锻炼。据说安装这些电动器械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好让毛泽东在玉泉山休息时有一个活动的场所。田恒贵参与了这个活动场所的设计和施工。在无梁殿内部加了顶棚，安装了暖气，原来的砖地也加铺了木地板，还在殿内修了小喷泉。但是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到这个活动室去过，他对这些坐在上面借助器械运动的东西没有兴趣。

　　历史转折中的玉泉山9号楼

1963年，邓小平等在北京玉泉山赏花。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彭真

　　“文革”期间，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而他在玉泉山的住所9号楼便成了当时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当年曾生活在附近的人回忆，叶剑英时常在家中开会，而小院门口则停着那个年代能见到的国内顶级轿车。元帅们在“文革”前多数坐苏联产的“吉斯”，后来又换成了三排座的“大红旗”，不过陈毅元帅当外交部部长则有辆“奔斯”（现称奔驰）600。据当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介绍，通常客人多时，叶剑英会选择在大会客厅接待，而到了晚上这个房间偶尔也会化身为影院。看电影是忙碌的叶剑英不可多得的业余活动。由于太累他时常会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打瞌睡。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开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深夜接到警务员的报告：“首长，去西山的车已经准备好了。”大雨滂沱的夜里，李先念的车停在玉泉山叶帅的住所前。这个场景还原了粉碎“四人帮”时惊心动魄的那个夜晚，而那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玉泉山里的湖边小亭

　　叶剑英是最早酝酿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领导人。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在叶帅的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会议从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作主旨讲话。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做了说明，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他们表示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静明园”里由慈禧太后题匾的“含晖堂”，是接待重要贵宾的场所

　　会议在讨论党中央主席人选时，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则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及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一系列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知到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在叶剑英的安排下，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玉泉山，成为历史性转折时刻的见证地。

　　“玉峰塔”位于玉泉山巅，又名定光塔，俗称大塔。塔建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为北京市地理位置最高的塔。砖石结构，平面八角形，七层，高33米，仿木结构楼阁式

　　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1976年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150万人参加的粉碎“四人帮”庆祝集会。这是庆祝大会天安门城楼上的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左起：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许世友

　　现在的玉泉山，不仅是中央军委的驻地，而且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曾多次参与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我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需要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25人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决定》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列席常委会的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会后，高尚全又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几经辗转，反复研讨后，“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最终写入了《决议》。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吃饭也改成了自助餐。”

　　风景优美的玉泉山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决定我国改革发展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堪称中国政治的“后花园”。

　　（参考资料：张译晟：《中国政治的后花园——京西禁地玉泉山》；李裕宏：《京城乳汁——玉泉诸水》；舒云：《领袖和他们的警卫》；田恒贵：《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周启才：《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阿加汐：《见证历史的西郊故居》等）

　　北京西郊一直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行宫苑囿而闻名。三山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五园指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这些曾经的皇家禁地今天大多已对公众开放，褪去了神秘的面纱，独作为中央军委驻地的玉泉山却显得愈发神秘。

　　北京玉泉山是燕京八景之一。玉泉山，是西山东麓的支脉，因这里泉水，“水清而碧，澄洁似玉”，故此称为“玉泉”。

　　毛泽东山中遇险

1953年，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在北京玉泉山散步

　　1949年3月，中共“进京赶考”以香山作为临时驻地，西山从此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有时住香山“双清别墅”，有时在中南海办公，有时还住玉泉山。玉泉山有一座程家花园，是程砚秋的别墅。程砚秋在这里养了几只水貂，还种了一块菜地，非常清静雅致。毛泽东尤其欣赏这里清新自然、幽静质朴的田园气息，因此每次到玉泉山都于此处歇息。

　　据曾担任毛泽东警卫的王小舍回忆，中共中央进京后，毛泽东在玉泉山住的时间比较长，很多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住进玉泉山后不久，有一次，我正给毛主席站岗，大约下午3点多钟，主席抽着烟从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得出他此时心情很好。他来到我身边问，你知道这玉泉山和山上的龙王庙吗？我摇了摇头。主席告诉我，这玉泉山在明清时代就是著名的皇家园景之一的静明园所在地，山上的龙王庙是很好的古建筑，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地保护它。主席笑着问我，你认得字吗？我回答说，认得不多，一百多个吧。主席点了点头，说这怪不得你，你看，我们马上要成立新中国了，你要慢慢学，将来祖国的建设者没有文化不行。说完，主席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在石板上写下了‘玉泉山龙王庙’六个大字，一遍一遍地教我念，玉泉山、龙王庙、玉泉山、龙王庙⋯⋯”

　　”玉泉趵突“乾隆御碑矗立在山崖上的一座古建筑前面，下面的石砌崖墙上镶嵌着两幢石碑。乾隆希望把天下美景统统搬到北京来，趵突泉搬不过来，就把名字改成“玉泉趵突”，并作诗留史：“玉泉昔日此垂虹，史笔谁真感慨中。不改千秋翻趵突，几曾百丈落云空！”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退出大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处心积虑地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大陆，还从台湾直接派遣一批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二十余人。台湾保密局出的牌价是，刺杀一个部长级干部可以立大功，刺杀局级干部可立中功，刺杀局级以下干部可立小功。如果刺杀了李济深、郭沫若、李德全一类的人物，可得50两黄金。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一天夜里，卫兵听见沉重的跳墙声，过去搜索又没见人，便急忙报告，带班员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可疑行踪。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好说，更不知道跳进来的人出去了没有。带班员认为毛泽东住在这里有危险，尽管夜已很深，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连夜返回了城里。后来加上了电网，毛泽东才又来玉泉山居住了。

毛泽东曾经的住所

　　进玉泉山有一段长长的路，在这段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出中南海往西北方向，过了青龙桥，再走一段就是玉泉山。有几次，毛泽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慢慢散步走进玉泉山大门。这一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车马往来，安静极了，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谁料，毛泽东的这一“细微”习惯却被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嗅”着了。

　　有一次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如此散步之时，这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闲人”，这个人一身农民装束，肩上背着一个钱褡子。机警的警卫凭着职业的敏感，直觉地“盯”上了这个人，一是这种钱褡子并非北京人的用物；二是玉泉山一带并没有集贸市场。根据这两点，警卫们断定：此人形迹可疑。因为岗哨多了毛泽东讨嫌，所以，沿路警卫全是便衣。便衣紧盯着这个可疑的闲人，并且紧紧地占据着有利地势跟着他。

　　这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注意到便衣插在腰上的枪，就往山边一个小店走去。那人进了屋，两个便衣也跟了进去，这人做贼心虚，慌忙伸手到大衣袋里去掏枪，便衣立即猛虎扑食般地扑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枪缴下，利索地把他抓了起来。经审问，那人叫唐尧，是国民党当局派来潜入大陆的，以伺机暗杀中共领导人。

　　江青为建游泳池检讨

　　1953年，在玉泉山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1号楼。毛泽东喜欢游泳，但北京在天凉以后，便无法在室外游泳池游泳。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 1954年，江青趁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提议兴建中南海游泳池，但建成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由毛泽东以稿费支付了修建的费用。此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为此江青于当年4月20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旧币）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但传说中的江青为此检讨的游泳池并不在中南海内，而是在玉泉山。

　　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干部田恒贵回忆，当年江青提议在玉泉山1号楼边修建一个室内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客厅差不多大，扑腾两下就到头了，根本不适合游泳。毛泽东对修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非常生气，虽以自己的稿费支付了费用，但他本人一次也没在此游过泳。田恒贵还补充说：在建游泳池的同时，还在玉泉山园内的无梁殿安装了一些电动的活动器械，如电骆驼、电马什么的。接通电源后，器械可按不同的速度模仿骆驼、马在原地奔跑，人坐在上面可得到适度的锻炼。据说安装这些电动器械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好让毛泽东在玉泉山休息时有一个活动的场所。田恒贵参与了这个活动场所的设计和施工。在无梁殿内部加了顶棚，安装了暖气，原来的砖地也加铺了木地板，还在殿内修了小喷泉。但是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到这个活动室去过，他对这些坐在上面借助器械运动的东西没有兴趣。

　　历史转折中的玉泉山9号楼

1963年，邓小平等在北京玉泉山赏花。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彭真

　　“文革”期间，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而他在玉泉山的住所9号楼便成了当时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当年曾生活在附近的人回忆，叶剑英时常在家中开会，而小院门口则停着那个年代能见到的国内顶级轿车。元帅们在“文革”前多数坐苏联产的“吉斯”，后来又换成了三排座的“大红旗”，不过陈毅元帅当外交部部长则有辆“奔斯”（现称奔驰）600。据当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介绍，通常客人多时，叶剑英会选择在大会客厅接待，而到了晚上这个房间偶尔也会化身为影院。看电影是忙碌的叶剑英不可多得的业余活动。由于太累他时常会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打瞌睡。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开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深夜接到警务员的报告：“首长，去西山的车已经准备好了。”大雨滂沱的夜里，李先念的车停在玉泉山叶帅的住所前。这个场景还原了粉碎“四人帮”时惊心动魄的那个夜晚，而那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玉泉山里的湖边小亭

　　叶剑英是最早酝酿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领导人。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在叶帅的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会议从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作主旨讲话。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做了说明，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他们表示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静明园”里由慈禧太后题匾的“含晖堂”，是接待重要贵宾的场所

　　会议在讨论党中央主席人选时，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则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及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一系列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知到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在叶剑英的安排下，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玉泉山，成为历史性转折时刻的见证地。

　　“玉峰塔”位于玉泉山巅，又名定光塔，俗称大塔。塔建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为北京市地理位置最高的塔。砖石结构，平面八角形，七层，高33米，仿木结构楼阁式

　　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1976年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150万人参加的粉碎“四人帮”庆祝集会。这是庆祝大会天安门城楼上的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左起：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汪东兴、许世友

　　现在的玉泉山，不仅是中央军委的驻地，而且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曾多次参与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我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需要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25人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决定》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列席常委会的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会后，高尚全又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几经辗转，反复研讨后，“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最终写入了《决议》。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吃饭也改成了自助餐。”

　　风景优美的玉泉山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决定我国改革发展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堪称中国政治的“后花园”。

　　（参考资料：张译晟：《中国政治的后花园——京西禁地玉泉山》；李裕宏：《京城乳汁——玉泉诸水》；舒云：《领袖和他们的警卫》；田恒贵：《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周启才：《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阿加汐：《见证历史的西郊故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