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字狱”玩到国外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从草根阶层奋斗到皇帝位置上的，参加革命之前，曾经做过和尚、当过要饭花子，因此，虽然做了皇帝，他在心理上始终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总怕别人笑话自己的这些经历，所以就产生了极严重的疑心病，总疑心别人讥讽自己，这样一来，便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比如，尉氏县有个叫许元的教渝，在写《万寿贺表》时，用了“体乾发坤”的字样，其中，“发坤”与“发髡”同音，而发髡的意思，就是剃去头发，朱元璋认为许元这是在讽刺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于是勃然大怒，下令将许元斩首；祥府县的学谕叫贾翥，在《正旦贺表》中用了“取法象魏”四个字，朱元璋的想象是：“取法”，即“去法”的意思，是在讽刺我以前的和尚身份，没说的，处以极刑……近读历史作家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脸孔》，发现这位朱皇帝，不但在国内大兴文字狱，甚至还把制造了“外国文字狱”，真是旷古未有!

       洪武二十五年，高丽王李成桂上表朱元璋，请朱元璋赐自己一个国号，朱元璋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旨准许李成桂用“朝鲜”为国号。李成桂便派大臣李恬为谢恩使，到南京来上表谢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没敢用“朝鲜国王”这个头衔，而是自称为“权知国事”，按理说，这表明李成桂这个人很低调，朱元璋应该高兴才对。然而，猜忌心颇重的朱皇帝却认为李成桂此举是故意对自己不尊重：我已经封你为朝鲜国王了，你还这么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拿我给的封号不当回事吗？朱皇帝于是勃然大怒，命人将谢恩使李恬痛打了一顿，还不许他骑马回去，让他带着伤一步一步步行回朝鲜。朝鲜离南京万里之遥，一步步走回去，其痛苦可想而知。李成桂是废黜原国王自立的，需要朱元璋为他撑腰，而且朝鲜是个小国，无力对抗强大的明朝，所以受此外交羞辱之后，也不敢理论，只能忍气吞声，而且，怕朱皇帝余怒不消，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再次派专人到南京谢罪，上了《谢罪表》，说“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意即我们小国家，文化水平低，不明白天朝上国的文件格式，才生此错误，绝不是小看陛上，请陛下多多担待！朱元璋这才不再追究此事。

       总算平息了这次祸事，李成桂长出一口气，没想到四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政府派使臣到南京给朱元璋上表，恭贺皇帝陛下新春快乐。然而，朱元璋在细读了所上的表文之后，认为文中的字句属“侮慢之辞”，有“轻薄戏侮”之态，“不停当的字样多有”……于是，便下令将朝鲜使臣扣押，不准其回国，非但如此，还命令朝鲜政府把起草表文的人押到中国问罪。朝鲜方面不敢得罪朱皇帝，便将起草表文的金若恒押送到南京，听从朱元璋发落。同时，另派专人到南京上表明政府礼部进行解释，说：“大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意思是说，之所以让陛下产生了误解，是因为翻译不通顺的原因，我们真的不是诚心轻侮陛下，所以请陛下原谅我们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面子也有了，就应该给人一个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朱元璋依然不依不饶，还是把表文的起草人金若恒给杀了。

       让李成桂始料不及的是，这件事还没处理完，另一份表笺又惹祸了，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大臣郑总到南京，请求大明给他们颁发诰命、印信，在上表中，引用了商纣王的典故，这下又惹祸了，朱皇帝认为李成桂在上表中提商纣王，是在影射自己是暴君，于是再次龙颜大怒，下令将郑总扣押，并告诉李成桂：“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让朝鲜方面将起草文表的作者、校对人员连同家属一起押到南京问罪！就这样，郑总、卢仁度等人又被砍了头，成了异国文字狱的牺牲品。朱元璋还下旨教训李成桂：“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哪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朱元璋之所以总疑心别人讥讽自己而大兴文字狱，是心理上的一种极度自卑情结所致。曾经的“要饭花子”、“小和尚”身份，非但没能带给他“劳苦大众出身”的阶级荣誉感，反而带给他一种“卑贱”的耻辱感，认为那样的经历与自己现在的皇帝身份相比，有点根不红、苗不壮，是一种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他就特别怕别人因为这两段经历而瞧不起他，进而疑心重重，变得异常敏感。其实，“苦出身”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的苦难经历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成为炫耀的资本，很多从政的人，都在公开场合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大谈特谈自己苦大仇深的经历，把苦难当成了一种光荣，没人以它为耻辱。再者说了，由草根身份登堂入室成为帝王的大有人在，不只是朱元璋自己，朱元璋的那个政治偶像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是一个草根，也是一个苦出身，但没见他为此自卑过，也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大兴文字狱；皇叔刘备发迹前是摆摊儿卖草鞋的，人家也没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由此可见，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不仅仅是自卑，也由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用张宏杰先生的话讲，“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据说，有一位武将，曾经在朱元璋面前大谈特谈知识分子的坏话，说知识分子常常利用所学的知识变着法子骂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他厚待文人，结果文人却欺负他，建议张九四改名为张士诚。但《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在骂张士诚是小人啊！你看这知识分子有多坏！朱元璋事后查了一下《孟子》，发现果然如此，于是对文臣就特别疑心，以后再读文臣所上的奏章时，就特别留意，看了一遍又一遍，搜肠刮肚地在上面找反动语言，且总能有所发现，因此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朝鲜，虽然奉明朝为宗主国，但实际上人家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政府机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与明朝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平等关系，即使在外交文件上出现了某些不规范的地方，也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交涉不成，也只能发表一个抗议声明，但朱元璋竟然将外交使节扣押，还要求将起草人及家属抓来问罪，且残忍地将其杀之，可见其变态心理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中国历史上，搞“文字狱”的皇帝有好几个，但“文字狱”玩到了国外的，仅朱元璋一个人。仅冲这一条，朱元璋也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一帝了。

       朱元璋是从草根阶层奋斗到皇帝位置上的，参加革命之前，曾经做过和尚、当过要饭花子，因此，虽然做了皇帝，他在心理上始终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总怕别人笑话自己的这些经历，所以就产生了极严重的疑心病，总疑心别人讥讽自己，这样一来，便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比如，尉氏县有个叫许元的教渝，在写《万寿贺表》时，用了“体乾发坤”的字样，其中，“发坤”与“发髡”同音，而发髡的意思，就是剃去头发，朱元璋认为许元这是在讽刺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于是勃然大怒，下令将许元斩首；祥府县的学谕叫贾翥，在《正旦贺表》中用了“取法象魏”四个字，朱元璋的想象是：“取法”，即“去法”的意思，是在讽刺我以前的和尚身份，没说的，处以极刑……近读历史作家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脸孔》，发现这位朱皇帝，不但在国内大兴文字狱，甚至还把制造了“外国文字狱”，真是旷古未有!

       洪武二十五年，高丽王李成桂上表朱元璋，请朱元璋赐自己一个国号，朱元璋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旨准许李成桂用“朝鲜”为国号。李成桂便派大臣李恬为谢恩使，到南京来上表谢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没敢用“朝鲜国王”这个头衔，而是自称为“权知国事”，按理说，这表明李成桂这个人很低调，朱元璋应该高兴才对。然而，猜忌心颇重的朱皇帝却认为李成桂此举是故意对自己不尊重：我已经封你为朝鲜国王了，你还这么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拿我给的封号不当回事吗？朱皇帝于是勃然大怒，命人将谢恩使李恬痛打了一顿，还不许他骑马回去，让他带着伤一步一步步行回朝鲜。朝鲜离南京万里之遥，一步步走回去，其痛苦可想而知。李成桂是废黜原国王自立的，需要朱元璋为他撑腰，而且朝鲜是个小国，无力对抗强大的明朝，所以受此外交羞辱之后，也不敢理论，只能忍气吞声，而且，怕朱皇帝余怒不消，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再次派专人到南京谢罪，上了《谢罪表》，说“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意即我们小国家，文化水平低，不明白天朝上国的文件格式，才生此错误，绝不是小看陛上，请陛下多多担待！朱元璋这才不再追究此事。

       总算平息了这次祸事，李成桂长出一口气，没想到四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政府派使臣到南京给朱元璋上表，恭贺皇帝陛下新春快乐。然而，朱元璋在细读了所上的表文之后，认为文中的字句属“侮慢之辞”，有“轻薄戏侮”之态，“不停当的字样多有”……于是，便下令将朝鲜使臣扣押，不准其回国，非但如此，还命令朝鲜政府把起草表文的人押到中国问罪。朝鲜方面不敢得罪朱皇帝，便将起草表文的金若恒押送到南京，听从朱元璋发落。同时，另派专人到南京上表明政府礼部进行解释，说：“大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意思是说，之所以让陛下产生了误解，是因为翻译不通顺的原因，我们真的不是诚心轻侮陛下，所以请陛下原谅我们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面子也有了，就应该给人一个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朱元璋依然不依不饶，还是把表文的起草人金若恒给杀了。

       让李成桂始料不及的是，这件事还没处理完，另一份表笺又惹祸了，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大臣郑总到南京，请求大明给他们颁发诰命、印信，在上表中，引用了商纣王的典故，这下又惹祸了，朱皇帝认为李成桂在上表中提商纣王，是在影射自己是暴君，于是再次龙颜大怒，下令将郑总扣押，并告诉李成桂：“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让朝鲜方面将起草文表的作者、校对人员连同家属一起押到南京问罪！就这样，郑总、卢仁度等人又被砍了头，成了异国文字狱的牺牲品。朱元璋还下旨教训李成桂：“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哪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朱元璋之所以总疑心别人讥讽自己而大兴文字狱，是心理上的一种极度自卑情结所致。曾经的“要饭花子”、“小和尚”身份，非但没能带给他“劳苦大众出身”的阶级荣誉感，反而带给他一种“卑贱”的耻辱感，认为那样的经历与自己现在的皇帝身份相比，有点根不红、苗不壮，是一种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他就特别怕别人因为这两段经历而瞧不起他，进而疑心重重，变得异常敏感。其实，“苦出身”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的苦难经历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成为炫耀的资本，很多从政的人，都在公开场合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大谈特谈自己苦大仇深的经历，把苦难当成了一种光荣，没人以它为耻辱。再者说了，由草根身份登堂入室成为帝王的大有人在，不只是朱元璋自己，朱元璋的那个政治偶像大汉开国皇帝刘邦，就是一个草根，也是一个苦出身，但没见他为此自卑过，也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大兴文字狱；皇叔刘备发迹前是摆摊儿卖草鞋的，人家也没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由此可见，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不仅仅是自卑，也由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用张宏杰先生的话讲，“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据说，有一位武将，曾经在朱元璋面前大谈特谈知识分子的坏话，说知识分子常常利用所学的知识变着法子骂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他厚待文人，结果文人却欺负他，建议张九四改名为张士诚。但《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在骂张士诚是小人啊！你看这知识分子有多坏！朱元璋事后查了一下《孟子》，发现果然如此，于是对文臣就特别疑心，以后再读文臣所上的奏章时，就特别留意，看了一遍又一遍，搜肠刮肚地在上面找反动语言，且总能有所发现，因此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朝鲜，虽然奉明朝为宗主国，但实际上人家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政府机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与明朝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平等关系，即使在外交文件上出现了某些不规范的地方，也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交涉不成，也只能发表一个抗议声明，但朱元璋竟然将外交使节扣押，还要求将起草人及家属抓来问罪，且残忍地将其杀之，可见其变态心理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中国历史上，搞“文字狱”的皇帝有好几个，但“文字狱”玩到了国外的，仅朱元璋一个人。仅冲这一条，朱元璋也算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一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