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底蕴

　　中西哲学的差别，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差别，而是类型上的差别。要把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要懂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这样才不至于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整体关联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离不开阳，阳离不开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个整体。
　　
　　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唐宋以后也说“理”。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要求道、悟道、证道、传道，用“道”来贯通一切。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人体是“体”，集体不也是“体”吗？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根源性的典籍，除佛教外，中国本土的儒道经典有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周易》《老子》《庄子》，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典籍蕴含有天地人生的一些根本道理。传统上，一个人都是先通过这些经典打下全面的基础，不管最终着重研究什么，在某方面成就有多大，他要说明一个问题，往往会引经据典，也许有的在我们看来是牵强附会，但他认为都是从经典里得到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中国也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用古人的话说，这叫“述而不作”。事实上，后人有很多新的创造，把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们不会说这是自己的功劳。
　　
　　总之，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文史哲、政经法、农工医等复杂的分科，是在一个学派里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近代一直在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其实儒家既是宗教，又不全是宗教。贺麟先生就说过，“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不仅是中国文化，从全世界来看都一样，源头上的文化不可能分得那么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学者都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专家，他们都是通才。
　　
　　动态平衡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呢？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比如，中医就认为，一切疾病都来自于身体阴阳的失衡，也就是偏离了中道。一个人的身体，由于内伤和外感，阴阳也就不断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从而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
　　
　　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近100年来，我们都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而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自然科学开始引进人文方法来研究，也关心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自然合理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不顺其自然，人身会得病，社会会得病，大自然也会得病。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自然合理就要顺应事物的本性，就要尊重事物的个性。自然合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性化，这跟现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它注重的不是普遍适用，而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不是用一个统一量化的标准去规定。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但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普遍适用，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普遍适用了，比如说，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只适用于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情形。
　　
　　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发现，越符合事物的本然就越合理。

　　中西哲学的差别，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差别，而是类型上的差别。要把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要懂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这样才不至于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整体关联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离不开阳，阳离不开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个整体。
　　
　　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唐宋以后也说“理”。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要求道、悟道、证道、传道，用“道”来贯通一切。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人体是“体”，集体不也是“体”吗？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根源性的典籍，除佛教外，中国本土的儒道经典有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周易》《老子》《庄子》，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典籍蕴含有天地人生的一些根本道理。传统上，一个人都是先通过这些经典打下全面的基础，不管最终着重研究什么，在某方面成就有多大，他要说明一个问题，往往会引经据典，也许有的在我们看来是牵强附会，但他认为都是从经典里得到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中国也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用古人的话说，这叫“述而不作”。事实上，后人有很多新的创造，把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们不会说这是自己的功劳。
　　
　　总之，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文史哲、政经法、农工医等复杂的分科，是在一个学派里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近代一直在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其实儒家既是宗教，又不全是宗教。贺麟先生就说过，“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不仅是中国文化，从全世界来看都一样，源头上的文化不可能分得那么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学者都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专家，他们都是通才。
　　
　　动态平衡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呢？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比如，中医就认为，一切疾病都来自于身体阴阳的失衡，也就是偏离了中道。一个人的身体，由于内伤和外感，阴阳也就不断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从而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
　　
　　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近100年来，我们都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而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自然科学开始引进人文方法来研究，也关心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自然合理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不顺其自然，人身会得病，社会会得病，大自然也会得病。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自然合理就要顺应事物的本性，就要尊重事物的个性。自然合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性化，这跟现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它注重的不是普遍适用，而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不是用一个统一量化的标准去规定。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但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普遍适用，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普遍适用了，比如说，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只适用于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情形。
　　
　　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发现，越符合事物的本然就越合理。